父母设备使用与青少年依恋关系：DAIS量表的验证

已有大量文献探讨青少年使用电子设备对身心健康的负面影响，但针对他人在场时的技术使用及其对关键关系影响的研究仍较为有限。这类以设备为中心的行为被称为“技术干扰（technoference）”和“低头冷落（phubbing）”，直到近年才开始在亲子关系语境中得到研究。本研究旨在探究青少年对主要照料者设备中心行为的感知、对此类行为的情绪评价，以及这些因素与照料者-青少年依恋关系的关联。我们假设，青少年感知到的照料者注意力可得性越低，其不安全依恋程度越高。为验证这一假设，我们针对美国普通青少年群体（样本量N=600，年龄12-17岁），对《设备依恋干扰量表》（Device Attachment Interference Scale, DAIS）进行了效度验证。同时，我们采用《亲密关系经历-关系结构量表》（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Relationship Structures scale），分析DAIS得分与青少年报告的对主要照料者依恋程度之间的关联。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支持DAIS的单维度结构。此外，DAIS得分越高，青少年对母亲型和父亲型照料者的不安全依恋（焦虑型和回避型）程度均越高。这些研究结果表明，青少年对设备使用情境下照料者注意力可得性的感知，是与依恋不安全相关的潜在重要关系情境。本文还讨论了研究的意义、局限性及未来研究方向。

引言

几年前，一位了解第一作者关于家庭健康设备使用与数字行为正念研究的母亲，向他分享了一件令她痛心的事：年幼的女儿问她：“妈妈，你爱手机胜过爱我吗？”（匿名私人交流，2018年）。在他的临床实践中，类似的情况越来越多——青少年表示，当他们试图与父母建立联结时，父母却将注意力放在屏幕上，这让他们感到自己被轻视、忽视或无关紧要。尽管已有研究记录了数字媒体使用如何改变人际沟通模式（；Strauss等人，2025），但对于他人在场时使用设备的影响，我们所知甚少。这一点在照料者群体中尤为关键：屏幕使用是否会影响他们与青少年的关系动态，尤其是是否会影响青少年对照料者注意力可得性和回应性的感知——而这正是依恋安全感的核心要素（），最终影响亲子联结。

智能手机的使用无处不在。针对父母的数据有限，但许多成年人承认，自己的智能手机使用干扰了陪伴孩子的时间：2020年，68%的家长表示，与孩子相处时至少“有时”会被手机分心（）。青少年也有同样的感受。2024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46%的青少年称，与父母交谈时，父母“至少有时”会被手机分心（）。这些数据共同凸显了一个现代社会的担忧：父母的注意力正在被智能手机等数字设备争夺，且往往被其占据。考虑到这种分心现象的普遍性，即使它对亲子互动的影响不大，也可能产生重大后果。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探讨青少年对设备使用情境下照料者注意力可得性的感知，与家庭系统中依恋相关体验的关联。

已有大量文献研究青少年设备使用与其身心健康的关系（Vinayak等人，2024），但关于技术干扰与关系质量关联的研究相对较少。该领域的早期研究聚焦于恋爱关系和同伴关系（）。在此背景下，出现了“技术干扰（technoference）”（由“technology”和“interference”组合而成；）和“低头冷落（phubbing）”（由“phone”和“snubbing”组合而成；）这两个术语。技术干扰会导致关系满意度和质量下降、冲突增多（例如；）。还有一个术语“在场缺席（absent presence）”（），指个体身处社交场景中，却因沉迷于智能手机等技术设备而精神“不在场”。

直到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才开始探索技术干扰/低头冷落在亲子关系中的潜在影响（）。）发现技术干扰与儿童行为问题呈正相关。同样，Pancani等人（2021）发现父母低头冷落与儿童幸福感及亲子关系质量呈负相关。此外，）测量了母亲陪伴孩子时使用手机的时间，发现使用手机社交软件的母亲分心程度更高。Wu等人（2022）甚至将父母低头冷落描述为“亲子互动中一种新的社交忽视形式”，会导致青少年感到被父母排斥、与同伴疏远。同样，）发现，认为父母沉迷手机的青少年，会感受到更强烈的情感忽视或不安全感。

最令人担忧的是，父母低头冷落已被证实与中国青少年（Niu等人，2020；Xie等人，2019）、美国儿童（Zayia等人，2021）以及临床青少年群体的不安全依恋有关（）。依恋理论（）认为，婴儿天生倾向于寻求与照料者的亲近，以获得保护和情绪调节。随后，通过反复互动，儿童会内化关于自我和他人的工作模型，这些模型将指导他们在其他关系中的期望（）。这些模型通常对应安全型或不安全型（焦虑型、回避型或紊乱型）依恋模式（；）。如果孩子能得到持续、积极且敏感的照料，他们就会与主要照料者形成安全型依恋，并认识到自己的重要性，相信自身需求会得到满足。依恋安全感越强，个体的幸福感、人际交往能力和生活满意度就越高（）。

不安全依恋与多种心理健康问题相关，如抑郁症（Spruit等人，2020）、焦虑症（Williams等人，2017）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具体而言，青少年时期的不安全依恋会导致一系列后果，包括情绪调节困难、自尊水平低下和冲突解决能力不足（Sutiyo，2018）。不安全依恋还与终身的信任问题（对自我和他人的信任）以及建立健康关系的困难相关，进而导致社交孤立、行为问题、攻击性和冒险行为，包括物质滥用（）。此外，青少年时期的不安全依恋还与成年后因焦虑产生的黏人行为或因回避产生的情感疏离有关（）。

尽管依恋风格在青少年时期相对稳定，但仍会受到经历的影响（；Waters等人，2000）。风险因素包括照料方式前后不一或照料者缺位、照料者身心疾病、成瘾行为、家庭系统破裂、忽视和虐待（Parolin和Simonelli，2016；Turner等人，2019）。这些因素均被证实与儿童依恋安全感呈负相关（；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2015）。由于青少年时期亲子依恋对健康发展仍至关重要，且在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我们不禁思考：诸如父母因数字设备分心（即技术干扰或低头冷落）等当代挑战，是否会与美国青少年群体的依恋不安全相关？考虑到问题的特殊性和主观性，我们需要一种测量工具，既能捕捉青少年对照料者注意力可得性的感知，又能与更广泛的关系满意度区分开来。

目前已有多种量表用于测量关系中的技术干扰和低头冷落，包括《伴侣低头冷落量表》（Roberts和David，2016）及其针对父母的修订版（Pancani等人，2021）、《低头冷落量表》和《被低头冷落通用量表》（），以及《技术设备干扰量表》（）。Stockdale等人（2018）随后将）的技术干扰量表改编为青少年版本，研究设备使用如何影响儿童及亲子关系质量。此外，Zayia等人（2021）针对少量低龄儿童样本，采用简短的四项调查，研究儿童对母亲的依恋与其对父母技术干扰感知的关系。尽管这些量表大多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但很少是专为青少年设计，或针对青少年对主要照料者设备使用相关注意力可得性的感知。而且，现有研究均未将父母的设备中心行为视为青少年依恋的风险因素。

本研究

本研究基于此前一项调查展开。在该调查中，作者编制并验证了一种测量工具，探讨临床青少年群体是否认为主要照料者因设备分心会干扰其依恋安全感（）。该工具包含行为类条目（照料者使用手机）和情绪类条目（青少年对照料者设备使用的感受），均用于测量青少年对照料者注意力可得性的感知。研究结果支持《设备依恋干扰量表》（DAIS）的单维度结构。正如预测的那样，DAIS得分越高，青少年对母亲型照料者的不安全依恋（回避型和焦虑型）程度越高。但这种关联在父亲型照料者中并未体现；不过，被报告为主要照料者的父亲样本量相对较小，说明需要更多数据。

本研究针对美国普通青少年群体分三个阶段开展。第一个目标是检验DAIS的心理测量学特性，第二个目标是验证其信度和效度，第三个目标是探究设备依恋干扰（由DAIS测量）与父母依恋（由《亲密关系经历-关系结构量表》[ECR-RS]测量；）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探讨以下两个研究问题：

DAIS在普通青少年群体中是否具有可靠的信度和效度？
DAIS得分越高，是否与依恋不安全程度越高相关？

我们预测，DAIS得分越高，青少年样本的不安全依恋模式越明显。此外，我们预测这种关联不受照料者性别的影响。

方法

研究对象

2025年8月，通过云平台Qualtrics招募了600名青少年（年龄12-17岁，平均年龄M=14.45，标准差SD=1.69）。其中，75.5%为白人，13.8%为黑人/非裔美国人，3.8%为亚裔，3.5%为多种族，2%不确定，1%为夏威夷原住民/太平洋岛民，0.3%为美国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17.7%为西班牙裔或拉丁裔。约47.8%为女性，47.2%为男性，2%为性别酷儿或非二元性别，1.7%不愿透露性别，0.9%为跨性别，0.5%为其他性别身份。参与者报告的主要照料者包括母亲型（n=450；母亲、继母、养母、外祖母）、父亲型（n=125；父亲、继父、养父、外祖父）和“其他”亲属（n=25；姑姑、叔叔）。由于样本量不足，“其他”类别被排除在后续分析之外。

研究流程

招募和筛选完成后，参与者会收到电子邮件邀请（或通过调查平台提示）参与调查。通过Qualtrics平台，首先获得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对孩子参与研究的知情同意，再获得青少年本人的同意。此外，根据Qualtrics的招募设置，研究对象为代表美国普通群体的12-17岁青少年。研究纳入标准还包括参与者能够读写并理解英语。

工具编制

作者提出一项理论假设：父母的技术干扰和低头冷落可能对青少年的依恋安全感产生不利影响，且这一因素可能被纳入主要照料者依恋安全感的风险因素列表。鉴于作者所在机构的临床案例有所增加，且与现有关于设备相关关系干扰的研究一致，研究团队协作编制了一份简短量表，用于评估青少年对设备使用情境下照料者注意力可得性的感知。

由两位作者（一位心理测量学家，一位媒体心理学家、从业者兼研究者）初步拟定了27个条目。他们的目标是精简量表，减少受访者负担，提高临床应用可行性，同时确保内容全面，以获取所需信息。该量表首先由239名居住在两个不同住院治疗机构的参与者填写。为检验初始内部结构，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EFA）。随后，由一组在设备中心行为、依恋和心理测量学领域具有专业知识的心理学家和研究者对量表进行同行评审。保留的15个条目在五个治疗机构（新增两个机构）中施测，旨在收集440名非重叠样本的数据，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进一步检验其心理测量学特性；这15个条目适用于临床群体。针对本研究对量表进行审查后，因因子载荷不佳删除了3个条目，最终形成包含12个条目的量表。

评估*：所有参与者均完成了人口学问卷、依恋测量工具（《亲密关系经历-关系结构量表》；）和DAIS（）。调查耗时约5-10分钟。在研究团队进行分析前，Qualtrics已对所有数据进行了去标识化处理。本研究已获得机构内部研究审查小组和Advarra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

测量工具

人口学问卷

评估开始时设置了四个人口学问题，包括参与者的年龄（岁）、种族、族裔和性别身份。

《设备依恋干扰量表》（DAIS）

DAIS是一份包含15个条目的自评量表，从青少年的视角评估主要照料者的设备中心行为。参与者按频率对每个条目进行评分（0=从不，1=很少，2=有时，3=经常，4=几乎总是），得分越高表示设备中心行为发生频率越高。在临床群体中，DAIS的内部结构已得到验证（）。条目内容包括青少年感知到“照料者的设备使用对我们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照料者因使用设备而对我关注不足”“照料者使用设备时会忽视我”以及“照料者因使用设备而显得注意力不集中”等。所有DAIS条目详见表1。

表1

条目	F1
主要照料者的设备使用对我们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0.704
主要照料者因使用设备而没有花足够的时间陪伴我。	0.703
主要照料者的设备使用是个问题。	0.725
主要照料者使用设备时会忽视我。	0.691
当主要照料者亲自参加对我来说重要的活动时，他们因使用设备而显得注意力不集中。	0.680
主要照料者花在设备上的时间太多了。	0.713
当我想得到主要照料者的关注，但他们不肯放下设备时，我会觉得自己不重要。	0.706
主要照料者在本该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使用设备。	0.677
参加任何社交活动时，主要照料者都会因使用设备而显得注意力不集中。	0.706
当主要照料者不肯放下设备时，我会感到生气。	0.680
主要照料者在本该陪伴我的时候使用设备。	0.764
我和主要照料者会因为他们的设备使用产生冲突。	0.629
主要照料者能以身作则，展示良好的设备使用行为。*	−0.165
即使在使用设备时，主要照料者也会抽出时间陪伴我。*	−0.218
当我需要主要照料者时，他们通常都能陪在我身边。*	−0.228

DAIS的因子结构。

*表示从最终DAIS版本中删除的条目。

《亲密关系经历-关系结构量表》（ECR-RS）

ECR-RS（）用于测量依恋风格，已在青少年群体中使用（）。这份包含9个条目的自评工具用于评估亲密关系中的回避型和焦虑型依恋。在本研究中，参与者选择一位主要照料者，然后采用7点李克特量表（从“强烈不同意”到“强烈同意”）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评分。两种依恋风格均计算平均分，得分越高表示该类型不安全依恋程度越高。本研究中，父亲型照料者的焦虑型依恋克朗巴赫α系数为0.87，回避型为0.75；母亲型照料者的焦虑型依恋克朗巴赫α系数为0.89，回避型为0.83。

数据分析计划

采用两个非重叠样本分别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n=200）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n=400），以检验DAIS的因子结构。EFA采用主轴因子提取法（探索多因子时使用斜交旋转）。为确定因子数量，采用了多种方法，包括碎石图直观检验、平行分析和MAP分析。因子保留的先验标准包括：因子载荷≥0.40，每个因子至少包含3个条目，且因子具有理论意义。对于非双因子模型，采用克朗巴赫α系数估计内部一致性。随后，使用Mplus 8版（Muthén和Muthén，2017）进行最大似然估计的CFA。用于判断模型拟合度的指标包括：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Steiger和Lind，1980）≤0.08，比较拟合指数（CFI；）≥0.95（），以及卡方拟合优度检验无显著性差异。最后，采用回归分析，控制年龄和性别因素，检验设备中心行为（由DAIS测量）与对母亲型和父亲型照料者的依恋（由ECR-RS测量）之间的关联。

结果

内部结构

Kaiser-Meyer-Olkin抽样适当性度量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KMO=0.923；χ²(66)=1231.416，p<0.001）表明，条目之间相关性足够，适合进行因子分析。EFA结果（碎石图、平行分析和MAP分析）支持单维度因子结构（见图1）。初始纳入15个条目，其中3个条目未达到因子载荷≥0.40的先验标准，因此被删除。最终模型包含12个条目，单一因子（α=0.919）用于评估设备中心行为（见表1）。单因子模型解释了53%的方差。初始特征值显示，只有一个因子的特征值>1（λ=6.370），其余因子的特征值均小于1（0.931至0.232）。共同度范围为0.396至0.583。因此，保留单因子模型并进行CFA检验。结果显示模型拟合度可接受[χ²(66)=1658.742，p<0.001，CFI=0.931，RMSEA=0.072（90%置信区间=0.059,0.084）]。尽管单因子模型未达到CFI>0.95的先验标准（），但拟合度处于可接受范围（CFI>0.90；；van Laar和Bracken，2021），因此保留用于进一步分析。未对模型进行任何修改。

图1

回归分析

为检验主要照料者的设备中心行为与依恋的关联，在控制人口学变量的前提下进行了回归分析。由于母亲型和父亲型照料者的样本量不均衡，分别对两组进行回归分析。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多重共线性，所有模型的VIF均在可接受范围内（VIF<2）。回归结果显示，设备中心行为程度越高，青少年对母亲型照料者的回避型依恋（b=0.630，标准误SE=0.077，t=8.180，p<0.001）和焦虑型依恋（b=0.819，SE=0.087，t=9.360，p<0.001）程度均越高。父亲型照料者的结果类似：照料者设备使用程度越高，青少年的回避型依恋（b=0.434，SE=0.101，t=4.311，p<0.001）和焦虑型依恋（b=0.990，SE=0.105，t=9.399，p<0.001）程度均越高。

讨论

本研究旨在探究美国代表性样本中，青少年对设备使用情境下主要照料者注意力可得性的感知，及其与依恋安全感的关联。通过检验DAIS的内部结构，结果支持其单维度结构。此外，我们发现DAIS得分越高，青少年对母亲型和父亲型照料者的不安全依恋（焦虑型和回避型）程度均越高。有趣的是，在最初的研究（）中，照料者设备中心行为程度的增加仅与对母亲型照料者的不安全依恋（焦虑型和回避型）显著相关。因此，本研究补充了此前的研究——此前的研究可能因样本量不足，未能检测到父亲型照料者的这一关联；也可能反映了普通群体与临床群体之间的差异。总体而言，这些数据表明，照料者设备中心行为程度越高，越可能存在不良家庭动态，尤其是与不安全依恋相关的问题。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研究结果为相关性和横断面研究，因此无法得出因果关系或方向性结论。尽管照料者设备中心行为与青少年依恋不安全之间存在显著关联，但目前尚不清楚是感知到的照料者分心导致了依恋不安全，还是依恋不安全程度较高的青少年更易将照料者的行为视为注意力不集中或具有干扰性（即反向因果关系），或者两者均反映了其他未测量的情境或关系因素。其次，DAIS的部分条目评估情绪反应，这可能与焦虑型依恋在概念上存在重叠。因此，DAIS与ECR之间的关联可能反映了构念的部分重叠。第三，DAIS和ECR-RS均为单一时间点的自评量表，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第四，样本量不足以进行测量不变性检验，而该检验有助于比较母亲型和父亲型照料者的得分，这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此外，尽管评估了多重共线性，但未进行其他假设检验。第五，如前文所述，DAIS条目同时测量了1）青少年对照料者设备相关行为的感知，以及2）青少年对此类行为的情绪评价。我们的分析显示，青少年对照料者设备使用的感知，以及设备使用对青少年-照料者关系的影响，可以作为一个潜在构念进行测量。然而，由于这是该量表应用的首次公开研究，未来研究可能会验证单因子解决方案，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出现双因子解决方案。第六，尽管我们通过内部结构及其与不安全依恋的关联对新编制的DAIS进行了评估，但在未来研究建立其与其他相关构念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之前，建议对其有效性保持谨慎态度。

最后，具有不安全依恋倾向的青少年可能对感知到的父母缺位更为敏感，包括因设备导致的分心，因此可能对照料者的行为做出更负面的解读。纵向研究以及多 informant、多方法研究将有助于理清这些可能性。由于父母分心、对青少年寻求关注的回应不足等设备中心行为可能每天发生多次，且发生在自然环境中，厘清因果关系和潜在机制面临额外挑战。一个可能的切入点是，对有设备在场的亲子互动进行录像记录。互动结束后，与青少年一起回顾录像，确定他们认为的高质量和低质量父母回应。此外，观看上述亲子互动录像可能会提高父母和青少年对潜在问题行为的认识。这种方法可应用于普通群体，如本研究中的样本。

此类研究可扩展至临床群体，从而在治疗情境中发挥潜在作用，因为DAIS在评估场景中也可能具有实用价值。特别是，它可能有助于识别感知到的照料者注意力不集中模式，这些模式可能与家庭关系，尤其是依恋相关问题有关。这些研究结果可能为家庭在关系情境中使用设备的对话提供支持，而这一领域在公共讨论和临床实践中往往未得到足够关注。在未来研究提供更多关于这一新工具有效性的数据之前，应谨慎得出关于其临床应用的结论。

结论

鉴于成年人设备使用率很高，即使个体层面的关联程度不高，也可能在更大的群体层面产生广泛影响。这些研究结果与关于技术干扰和低头冷落的日益增多的文献一致，后者记录了设备相关干扰与各种人际情境中关系质量的关联。这些结果还可能为依恋理论做出贡献，凸显了青少年对设备使用情境下照料者注意力可得性的感知，是与依恋不安全相关的潜在重要情境。与传统的照料者缺位形式不同，设备相关干扰往往是间歇性的、被社会所接受的，且嵌入在其他正常的照料者-青少年互动中。此外，与上述其他照料者依恋风险因素（如照料方式前后不一或照料者缺位、照料者身心疾病、成瘾行为、家庭系统破裂、忽视和虐待）不同，设备相关行为完全处于照料者的自主控制之下。因此，即使是短暂但反复的照料者回应中断，也可能对青少年产生重要的关系意义。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强调，不仅要将照料者设备使用视为个体行为，更要将其视为一种关系情境，它可能在青少年的联结体验和依恋安全感中发挥重要作用。

声明

数据可用性声明

支持本文结论的原始数据将由作者无偿提供。

伦理声明

涉及人类的研究已获得Advarra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研究按照当地法规和机构要求进行。参与者的法定监护人/近亲属已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作者贡献

DG：概念化、初稿撰写、审阅与编辑。PW-L：项目管理、初稿撰写、审阅与编辑、数据整理、方法学。LR-I：正式分析、方法学、初稿撰写、审阅与编辑、数据整理。KS：初稿撰写、审阅与编辑、概念化。BN：审阅与编辑。MR：项目管理、初稿撰写、审阅与编辑。

资助声明

作者声明未获得本研究及出版相关的资金支持。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在开展本研究时不存在任何可能被视为潜在利益冲突的商业或财务关系。

生成式AI声明

作者声明在撰写本文时使用了生成式AI。使用GPT-5.5对（人类撰写的）文本提出编辑建议。

本文随附图片的替代文本（alt text）由Frontiers在人工智能支持下生成，并已尽合理努力确保准确性，包括尽可能由作者进行审核。如发现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出版者说明

本文中的所有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不一定代表其所属机构、出版者、编辑和审稿人的观点。本文中评估的任何产品或制造商提出的任何主张，均不代表出版者的保证或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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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键词青少年、照料者、设备使用、不安全依恋、媒体心理学、智能手机

引用格式 Grant D, Winston-Lindeboom P, Ruan-Iu L, Shackleford KE, Nosal B and Roeske M (2026) “Mommy, do you love your phone more than me?”: Parental device use and the adolescent-caregiver attachment bond. Front. Psychol. 17:1766665. doi: 10.3389/fpsyg.2026.1766665

收稿日期 2025年12月12日

修回日期 2026年4月1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3日

发表日期 2026年6月18日

卷期 17卷 - 2026年

审稿人 Stefania Bruni，意大利Centro Cardinal Ferrari Rosabel Martinez-Roig，西班牙阿利坎特大学

更新信息

*****通讯作者：Payne Winston-Lindeboom，payne.a.winston@gmail.com

† ORCID: Don Grant orcid.org/0000-0003-2256-3069; Payne Winston-Lindeboom orcid.org/0000-0001-8870-1941; Linda Ruan-Iu orcid.org/0000-0003-4884-7676; Karen E. Shackleford orcid.org/0000-0002-4498-0552; Michael Roeske orcid.org/0009-0007-2591-5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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