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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的一天，维也纳中央咖啡馆里，彼得·阿尔滕贝格正读着报纸上一则15岁女孩失踪的新闻，决定为她写一首短诗致敬。巧合的是，维也纳文学界的几位泰斗突然走进了咖啡馆：亚瑟·施尼茨勒、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费利克斯·萨尔滕、理查德·比尔-霍夫曼和赫尔曼·巴尔。施尼茨勒惊讶于阿尔滕贝格居然写诗，一把拿过诗稿递给比尔-霍夫曼，后者在周日的一场聚会上朗读了这首诗。巴尔亲耳听过诗作后，找到阿尔滕贝格邀请他为杂志撰稿。后来，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又把他引荐给了出版商。

1907年，彼得·阿尔滕贝格在维也纳中央咖啡馆。图片由维基百科提供

就这样，原本是香烟推销员的阿尔滕贝格，在34岁那年踏上了写作之路。他后来写道：“想想看，一个人的命运竟要靠这般巧合决定！”此后一生，他都把中央咖啡馆当作自己的通信地址。

当时，仅维也纳一城就有约1000家这样的咖啡馆。中央咖啡馆是其中最负盛名的一家，经理贝特霍尔德·菲尔特尔将其比作“生命之屋”：一间间烟雾缭绕的房间向建筑深处延伸，分别供人们打台球、下象棋、玩纸牌，当然还有喝咖啡，尽头是一个开阔的高挑庭院，待在这儿的人仿佛与外界现实彻底隔绝。有人在这里耗掉了一生，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人们争论不休：咖啡馆究竟是创意迸发的沃土，还是滋生慵懒的温床？许多人决心戒掉“咖啡馆瘾”，视其为恶习，却终究没能成功。一位失意的顾客写道：“不，从现在起，再也不能过这种浑浑噩噩的日子，再也不能这般无所事事地消磨时光了。”可虚度的光阴早已“钝化了我的心智”。

然而，创意确实在这里蓬勃生长。现代主义艺术就诞生于这些咖啡馆，发掘阿尔滕贝格的那群文人被称为“青年维也纳”。对许多艺术家常客而言，咖啡馆轻松的社交氛围是躲避街头敌意的避风港。如同所有相对封闭的小世界，咖啡馆孕育出了独特的群体气质——对生活戏谑嘲讽，对体制功效充满怀疑。对阿尔滕贝格来说，咖啡馆就是家。萨尔滕评价他：“在此处如鱼得水，却又仿佛来自异乡。”

咖啡馆外的奥匈帝国，是一个广袤的多元文化帝国，在欧洲大陆独一无二。哈布斯堡王朝自13世纪起统治奥地利地区，1867年与匈牙利合并，形成二元君主制国家。境内民族、语言、宗教错综复杂，彼此矛盾不断。到1910年，帝国人口超过5100万，使用11种不同语言。1898年马克·吐温到访时曾调侃，这里其实是“11种截然不同的猜忌、敌意与利益冲突”的集合体。议会里斗殴是家常便饭，就连给街道命名都能引发激烈争执。军队中，军官和多族裔士兵交流时，使用一种名为“军队斯拉夫语”的简易混杂语，可即便如此，这种语言最终还是被认为具有冒犯性。

尽管境内各族群让帝国政坛暗流涌动，它却维持了许久摇摇欲坠的稳定。帝国的多元性并非源于自由主义信念，而是哈布斯堡王朝数百年间缓慢扩张领土的结果。为安抚新归附的穆斯林臣民，1912年奥匈帝国将伊斯兰教列为合法宗教，与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和犹太教享有同等地位。

这个庞大帝国的顶端是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皇帝，他从1848年到1916年的漫长统治，给人一种永恒稳定的错觉。当社会在他脚下飞速现代化时，他却像一位大家长，恪守礼仪到了刻板的地步。但哈布斯堡家族内部早已乱象丛生：皇储鲁道夫与情妇殉情自杀；第二顺位继承人、皇帝的弟弟死于伤寒；另一个弟弟马克西米利安曾短暂担任墨西哥皇帝，最终被处决；皇后伊丽莎白也于1898年遇刺。在一连串变故后，皇位继承权落到了侄子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身上。斐迪南虽主张改革，却和弗朗茨·约瑟夫一样固守传统，一心维护二元君主制的完整。

人们在咖啡馆里喝咖啡，也畅饮烈性酒，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帝国严苛的秩序，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当时席卷欧洲的民族分离主义浪潮。在许多民族主义者眼中，奥匈帝国是历史进步的污点，尤其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而言，帝国的存在是对他们“大塞尔维亚”梦想的公然冒犯。塞尔维亚直到1878年才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独立，而大多数塞尔维亚人和其他南斯拉夫人并不居住在塞尔维亚境内。民族主义者将这一现状视为巨大的悲剧。

奥匈帝国看似稳固长存，塞尔维亚却始终动荡不安。19世纪的塞尔维亚，始终在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抗争。19世纪初，塞尔维亚人发动两次大规模起义后才获得自治，之后的整个世纪都在巩固脆弱的国家地位，在大国博弈中艰难自保。塞尔维亚的邻国同样脆弱不堪、动荡频发：奥斯曼帝国治下的马其顿叛乱不断；巴尔干各国在1912年至1913年间爆发了两场战争。而波斯尼亚，是所有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执念所在——1878年被奥匈帝国占领，1908年又被彻底吞并，这激起了塞尔维亚人的普遍愤怒。

奥匈帝国官员深知与塞尔维亚开战的可能性，但通过微妙的外交手段和些许运气，战争一直推迟到了1914年。不过，他们低估了塞尔维亚人对帝国的仇恨之深。这种仇恨在帝国的日常生活中毫无踪迹，却在塞尔维亚的咖啡馆“卡法纳”里不断升温。卡法纳是情绪宣泄、流言传播和激进思想滋生的场所：人们一边喝咖啡，一边畅饮烈性酒，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在这里，人们尽情享乐，也肆意宣泄悲伤，躁动的情绪不断积聚，仿佛亟待一个出口。两个截然不同世界的碰撞，最终终结了这个看似永恒的帝国。

我们无法确切知晓咖啡最初是如何传入维也纳的，但传说它是在1683年奥斯曼帝国围攻维也纳时被带进来的。战败的奥斯曼士兵留下了几袋神秘的豆子，人们发现它们香气浓郁，于是加入牛奶和糖进行改良。1685年，一位亚美尼亚商人开设了维也纳第一家咖啡馆。此后两个世纪，围绕咖啡馆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这里是社交和读报的场所。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咖啡馆开始与文学结缘，尤其是“银色咖啡馆”——它后来成为维也纳现代主义文艺风潮的发源地。

约1871年的银色咖啡馆。图片由维也纳戏剧博物馆提供

而在巴尔干地区，咖啡文化的根基更为深厚，因为奥斯曼帝国曾直接统治这里，并推行自己的习俗。正如奥斯曼-波斯尼亚历史学家易卜拉欣·佩切维所记载，早在16世纪，卡法纳就与游手好闲之徒、享乐主义者和文人墨客联系在一起。不过，奥斯曼时代常去卡法纳的作家，被视为道德败坏、才华平庸之辈。佩切维的同时代人、历史学家盖利博卢卢·穆斯塔法·阿里曾直言：“真正的诗人和学者，不会在卡法纳里吟诗作赋。”

人民激进党在布勒瓦尔卡法纳和莫斯科卡法纳集会；进步党则在卡西纳卡法纳活动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卡法纳对奥斯曼统治下的塞尔维亚人和其他南斯拉夫人而言，变得愈发重要。由于几乎没有自己的公共机构，社会生活只能寻找其他出口。人们在集市、客栈，尤其是卡法纳里发出自己的声音。正如塞尔维亚作家布拉尼斯拉夫·努希奇所说：“战前，我们的卡法纳是公共生活的唯一载体。”工人来这里找工作，病人在这里寻医问诊，客户在这里接洽律师，媒人在这里撮合姻缘。在贝尔格莱德，卡法纳创造了诸多“第一”：第一盏电灯、第一条电话线、第一场书展、第一次电影放映。就连剧院都难以与之竞争——公众更偏爱卡法纳，因为这里有杂耍、轻喜剧和其他互动表演。生活的喜怒哀乐，都在这里上演。

到19世纪末，塞尔维亚的卡法纳成了带有政治标识的领地，每个卡法纳都自成一派，因价值观和阶级属性而泾渭分明。一个政党的忠实支持者，绝不会踏入对立党派的卡法纳。人民激进党在布勒瓦尔卡法纳和莫斯科卡法纳集会；进步党则在卡西纳卡法纳活动。选举本身充满暴力冲突，尤其是1883年米兰一世国王宣布选举结果无效后。努希奇回忆道，卡法纳常常充当“战地医院”，“脑袋被打破的清醒选民被送到这里清洗伤口、恢复体力”。

20世纪初，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皇冠卡法纳。图片由维基媒体提供

政治怒火在这些地方郁积，阴谋也在这里酝酿，最著名的当属1903年的那场政变。当年6月，数十名军官在贝尔格莱德的卡法纳聚会，一边喝酒，一边群情激愤。英国旅行家赫伯特·维维安在政变当晚，与他们一同在塞尔维亚皇冠卡法纳聚会。他描述道，军官们的脸“越来越红、油光发亮，眼睛像野兽一样闪闪发光，笑声里带着一种近乎疯狂的邪恶”。随着时间推移，笑声变成了令人不安的严肃。这群醉酒的军官冲向王宫，杀死了他们眼中背叛民族主义事业的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和王后德拉加，还肢解了他们的尸体，从卧室阳台扔到下面的花园里。除了塞尔维亚皇冠卡法纳，还有另外四家卡法纳参与了这场阴谋——看似是一场醉酒后的野蛮暴行，实则是精心策划的残忍行动。

奥匈帝国的政坛或许喧闹，但从未达到塞尔维亚那样的暴力程度。斯蒂芬·茨威格在1942年出版的自传《昨日的世界》中，将战前时期比作“稳定的黄金时代”，称“我们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君主国，一切似乎都建立在永恒之上”。他写道，维也纳市民生活在帝国里，就像住在“坚固的石屋”中。

斯蒂芬·茨威格（站立）与弟弟阿尔弗雷德在维也纳，约1900年。图片由维基百科提供

尽管帝国存在种种弊端，爱国者们仍坚信未来一片光明。中产阶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裕、衣着更光鲜、享受的便利设施更多。茨威格说，许多人相信“人类的技术进步必然会带来道德水平的飞速提升”。邻国塞尔维亚或帝国之外发生的一切，都极易被他们忽视。“布尔战争、日俄战争，甚至巴尔干战争本身，都没有影响到我父母的生活，”他写道，“说真的，奥地利之外发生的事，与他们何干？”

以帝国的稳定为依托，维也纳的艺术家们转而向内探索。他们带着对现代性引发的内心动荡的深刻认知进行创作。当年在中央咖啡馆发掘阿尔滕贝格的霍夫曼斯塔尔，写过一封虚构的长信，精准捕捉了当时的情绪。在1902年的《尚多斯勋爵的来信》中，他哀叹自己失去了清晰思考和表达的能力：“对我而言，一切都分崩离析，碎片又不断碎裂。”在“青年维也纳”看来，将生活视为一个连贯整体的想法早已无望。赖纳·马利亚·里尔克那首关于笼中黑豹的诗，仿佛就是为帝国的现代主义者而写：“它眼前似乎有/千条铁栏；铁栏之后，空无一物。”

维也纳的咖啡馆是流言工厂，虽充斥着八卦，却有着民主的氛围——尽管这种氛围由男性主导

“青年维也纳”深受一位哲学家的影响，他的思想似乎直接契合了他们的处境。19世纪90年代，哲学家兼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提出“自我是一种便利的虚构”，吸引了一众追随者。马赫的理论似乎印证了从巴黎传来的印象主义思潮：感官体验是理解碎片化内心世界的途径。阿尔滕贝格将自己的写作风格比作“灵魂的电报体”，而马赫为这种风格提供了实证基础，他的观点让“青年维也纳”深受震撼。对这群因偶然和动荡而定义文学生涯的人来说，在咖啡馆里写作和生活，就是践行马赫的思想。他们必须重塑艺术，以适应这种全新的自我认知。“青年维也纳”通过警句、记录日常生活的半新闻式专栏和随笔，热情地践行这些理念——他们流连于咖啡馆，在那里创作。

当维也纳人享受着自由写作的安全感时，有一位评论家却不以为然。卡尔·克劳斯是出了名的激进讽刺作家，职业生涯初期就猛烈抨击聚集在格林施泰德咖啡馆（常被讥讽为“自大狂咖啡馆”）的维也纳文学圈。1897年，年仅23岁的他发表了《被摧毁的文学》一文，一举成名。他模仿印象主义风格写道：“缺乏才华、故作老成、装腔作势、狂妄自大、本地女郎、领结、矫揉造作、语法错误、单片眼镜、莫名的神经质——所有这些都该消失。”这篇文章极具煽动性，他因此遭到作家费利克斯·萨尔滕的殴打。

约1910年，维也纳巴本贝格街的一家咖啡馆。摄影师的身影映在窗上。照片由埃米尔·迈耶/维也纳博物馆拍摄

这些闹剧恰好发生在格林施泰德咖啡馆的最后日子里——1897年，咖啡馆因城市重建被拆除。次年，“青年维也纳”正式迁至新据点：中央咖啡馆。尽管成员之间情谊深厚，但评论家阿尔弗雷德·波尔加回忆说，他们“活在孤独的正午”。这个艺术家圈子是“无序者的组织”，成员们对彼此爱恨交织。每个人都“靠围绕自己流传的轶事寄生”。咖啡馆是流言工厂，虽充斥着八卦，却有着民主的氛围——尽管这种氛围由男性主导。茨威格称它是“了解一切新事物的最佳课堂……一个民主俱乐部，任何人只需一杯廉价咖啡就能进入”。即便并非完全如此，这也是他们追求的理想。

克劳斯坚称咖啡馆只是他的工作场所，但对许多艺术家常客而言，咖啡馆代表着一整套世界观。“这就是咖啡馆，接受它本来的样子！”波尔加写道。阿尔滕贝格在1918年的诗作《咖啡馆》中，列出了人们走进咖啡馆的种种理由：“你的靴子破了……你几乎要自杀……你厌恶、唾弃人类，却又无法离开他们——那就去咖啡馆！”与外面的世界不同，在这里，无所事事本身就是停留的正当理由。正如波尔加所说，艺术家们像“凶手重返犯罪现场”一样被咖啡馆吸引，因为在这里，他们“消磨了太多时光，虚度了整整数年”。

在卡法纳里，男人们谈论着“藏在住处的武器和炸弹”，谈论着阴谋与未来的战争

对奥匈帝国来说，战争已是遥远的记忆，但在塞尔维亚，战争的创伤仍历历在目。1912年，塞尔维亚联合其他巴尔干国家进攻日薄西山的奥斯曼帝国，大获全胜；1913年，又与占领马其顿的保加利亚开战并取得胜利。接连的胜利让塞尔维亚领土扩大了一倍，国民情绪躁动不安。边境混乱不堪，外界信息不断涌入，卡法纳里充斥着流言和英雄故事。

廉价的咖啡和酒水，是从前线归来的士兵们共同的消遣。这些老兵宣扬革命思想和“大塞尔维亚”理念。在他们常去的卡法纳里，这些人公然吹嘘自己对抗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功绩，谈论着“藏在住处的武器和炸弹”，谈论着阴谋与未来的战争。这些故事四处传播，许多人将奥匈帝国视为塞尔维亚的最终敌人。

他们的不满集中在几年前被吞并的波斯尼亚。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在君士坦丁堡掌权，人们担心新政府会重新主张对波斯尼亚的主权。为防患于未然，奥匈帝国吞并了波斯尼亚。由于波斯尼亚人口中塞尔维亚人占多数，这一举措引发了轩然大波。在贝尔格莱德，作家布拉尼斯拉夫·努希奇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会，他呼吁人们拿起武器：“战斗！向德里纳河进军！向奥地利开战！消灭掠夺者！”

吞并事件导致大批波斯尼亚失意青年涌入贝尔格莱德。在这座城市的卡法纳里，他们被老兵和意识形态鼓吹者的言论吸引。留着传统东正教胡须的老兵们，凭借战争经验带来的权威，像父亲一样将这些年轻移民纳入麾下。这些年轻人大多家境贫寒，极易被煽动，那些故事让他们热血沸腾。

正如历史学家约阿希姆·雷马克在1959年出版的《萨拉热窝》中所说：“这两类人似乎都在时刻期待着某种重大事件的发生，改变他们的人生。”他们共同贫穷，却都坚信自己将是全新未来的先锋：一个属于塞尔维亚人和所有南斯拉夫人的国家——南斯拉夫。就在这种狂热的氛围中，一个敏感、贫穷的年轻人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来到了贝尔格莱德。因身材矮小被塞尔维亚军队拒绝，他深感屈辱，只能通过别人的讲述了解战争。他和同谋常去“金色鲟鱼”卡法纳，还在院子里练习射击。

克劳斯在维也纳的文学咖啡馆里看到了什么，让他如此不安？他并不了解巴尔干地区的愤怒和怨恨有多深，但他明白，维也纳作家们这种碎片化、向内收缩的心态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他将帝国比作“世界毁灭的实验站”。在克劳斯看来，艺术家们把外部世界变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装饰品，他们沉浸在一种精致的神经质中，对即将到来的灾难一无所知。在1893年的一封早期信件中，克劳斯写道：“我痛恨这种虚假、虚伪的‘颓废主义’，它永远在自我陶醉。”这种风格甚至渗透到了报纸中。他在巴尔干战争期间写道：“奥地利在巴尔干的代表是印象主义者。”战地记者的写作仿佛只关注自己的主观感受。

巴尔干地区滋生的暴力民族主义，对维也纳人来说十分陌生，但那里的激进分子确实找到了通往这座城市的路。“青年波斯尼亚”革命秘密组织的领袖弗拉基米尔·加契诺维奇，1910年至1912年在维也纳大学求学，同行的还有30名波斯尼亚青年。他是一个被历史积怨驱使的清教徒，对同龄人的享乐主义态度深恶痛绝。在维也纳，他看到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同胞在咖啡馆里“虚度光阴”，认为这是他们“身体、智力和道德堕落”的证明。他斥责同学们在“充满犬儒主义的咖啡馆里过着灾难性的生活”，担心他们会把这种散漫带回家。加契诺维奇写道：“这些年轻人在维也纳、柏林和巴黎的堕落之地，吸收着欧洲最丑恶的一面，日后带回我们中间。”相反，他致力于建立地下组织，在维也纳建立了2个，萨拉热窝5个，萨格勒布1个，克罗地亚的帕克拉克1个。

“青年波斯尼亚”成员；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坐着，手中拿着一本书。图片由维基百科提供

加契诺维奇是“青年维也纳”的对立面。维也纳艺术家转向内心，探索自我；加契诺维奇和“青年波斯尼亚”成员则是苦行者，身体和欲望对他们毫无意义。核心成员禁欲、禁酒。与“青年维也纳”将无所事事升华为艺术不同，“青年波斯尼亚”的特点是对事业全身心投入。他们被描述为“安静、年轻、营养不良、情绪强烈，在多愁善感和冷酷的革命狂热之间剧烈摇摆”。组织没有正式结构，政治上主张建立一个南斯拉夫人的统一国家，思想受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多种文本的影响。最能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是一种浪漫信念：毁灭孕育美好，激进的行动能赋予生命意义。

知道自己可能死于肺结核，更让他们迫切想要采取行动

尽管中央咖啡馆的大多数常客对加契诺维奇和他的追随者一无所知，但有一个人例外：列夫·托洛茨基。当时他还在用本名勃朗斯坦，自1907年起就住在维也纳。咖啡馆里的250份国际报纸对他帮助很大，他还因棋艺高超闻名，常常独自坐在一堆报纸和香烟中。我们不知道托洛茨基在中央咖啡馆与“青年维也纳”有多少交集，但他肯定认识他们——后来克劳斯得知他领导了1917年俄国革命时，惊讶地说：“谁能想到中央咖啡馆的勃朗斯坦先生会做出这种事！”

托洛茨基只在巴黎的圆顶咖啡馆见过加契诺维奇一次，在维也纳从未碰面。加契诺维奇的苦行主义让他震惊，他形容加契诺维奇是“那种天生会让循规蹈矩的人感到不安的类型”。不过，托洛茨基和加契诺维奇一样，怀疑维也纳悠闲的表象下隐藏着更黑暗的真相。在与奥匈帝国的社会主义者打交道时（他几乎没写过文学界的情况），他批评他们没有意识到灾难可能即将降临。托洛茨基赞同克劳斯对“咖啡馆短视症”的诊断：维也纳知识分子看不到“一只巨大的军靴悬在他们纵情忙碌的蚁穴上方”。

加契诺维奇1912年在萨拉热窝第一次见到普林西普。尽管他只比普林西普大四岁，却给后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介绍两人认识的博里沃耶·耶夫蒂奇后来写道，普林西普“即便不在加契诺维奇身边，也时刻以他为榜样”。他渴望效仿加契诺维奇对世俗享乐的鄙夷、坚定的意识形态热情，以及在苦难面前的冷静。

“金色鲟鱼”是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名声不佳。和贝尔格莱德的许多卡法纳一样，这里的常客包括工人、商人、工匠和学生，还有无处不在的警方线人。打台球、赌博、抽烟、喝酒是常见的消遣方式。街对面是一个鱼市，售卖白鲟（塞尔维亚语称“moruna”），卡法纳也因此得名。不止一次，普林西普因欠了一点钱被房东赶出来，就在“金色鲟鱼”过夜。他和另外两名同谋特里夫科·格拉贝日、内德利科·查布里诺维奇，把这家卡法纳当作据点。三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没什么可失去的——他们都患有肺结核。知道自己可能死于疾病，更让他们迫切想要采取行动。“青年波斯尼亚”的口号精准概括了他们的狂热：“要么在生中赴死，要么在死中求生。”

1914年4月，一封寄给查布里诺维奇的信送到了“金色鲟鱼”。里面是一则剪报，宣布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即将访问萨拉热窝。信中没有任何建议或行动号召。耶夫蒂奇多年后作证（可能并非实情），他们一起拆开了信，剪报“在众人手中默默传递”。斐迪南的到访日期——6月28日——“足以让我们无需讨论就达成一致，知道该做什么”。这一天恰好是维多夫丹节，纪念塞尔维亚在科索沃战役中被奥斯曼帝国击败的日子，这让他们的计划仿佛带有预言色彩。就在那天，普林西普刺杀了斐迪南大公，不久后欧洲陷入战争，奥匈帝国随之覆灭。

1914年弗朗茨·斐迪南遇刺事件。公共领域作品

普林西普刺杀后被捕，这是他第一次踏入奥匈帝国的核心区域。他生命的最后时光是在波希米亚的特雷津要塞度过的。因肺结核病情严重，他的右臂被截肢，最终于1918年4月28日因营养不良去世，没能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尽管从未去过维也纳，他却在牢房墙上刻下了一句话，仿佛直接出自偶像加契诺维奇之口：“我们的幽灵将漫步维也纳，游荡在宫殿中，让那些权贵们胆战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