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猩猩先驱的最终命运
若不是苏丹和它的猿类族群，动物行为学的发展轨迹或许会截然不同。苏丹是一只雄性黑猩猩（Pan troglodytes），1912年它与五只野生雌性黑猩猩在喀麦隆南部幼年时被捕获，从此开始了圈养生活。它们被安置在北非外海的加那利群岛之一——特内里费岛，直到1920年，期间还有几只黑猩猩加入。德国心理学家沃尔夫冈·科勒（Wolfgang Köhler）带领团队对这群黑猩猩展开研究，为动物行为比较研究，也就是后来的“比较心理学”领域奠定了基础。
近期发表在《欧洲心理学家》期刊上的一篇论文，追踪了科勒的黑猩猩研究对象从特内里费岛迁至柏林动物园后的命运。奥克兰大学心理学家哈维尔·比鲁埃斯-奥特加（Javier Virués-Ortega）牵头开展这项研究，团队通过分析报纸、照片、动物园记录、信件、回忆录、博物馆标本、公共档案及访谈资料，像档案侦探一样拼凑出这群著名的特内里费黑猩猩的最后岁月，最终完成了这篇论文。
比鲁埃斯-奥特加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人们通常只记得这些黑猩猩揭示了动物的心智奥秘，但我们想追问一个教科书大多忽略的历史问题：这些动物自身的命运究竟如何？”
在特内里费岛，科勒通过观察发现，黑猩猩和人类一样会制造工具。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是，苏丹将两根竹竿接在一起，够到了笼子外的香蕉。实验中，黑猩猩还展现出“顿悟”能力——此前人们认为这种能力仅为人类所有，它们能设计出复杂方案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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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项揭示黑猩猩与人类认知相似性的研究具有开创性，但资金短缺和与当局的矛盾导致特内里费研究站被迫关闭。比鲁埃斯-奥特加提到，昔日的“黄房子”（Casa Amarilla）被弃置一旁，即便尚未知晓黑猩猩的全部遭遇，这里也弥漫着一种“承载历史重量的沧桑感”。
1920年，包括苏丹在内的幸存黑猩猩搭乘蒸汽船抵达柏林动物园，受到了热烈欢迎。然而，档案资料显示，尽管早已声名在外，它们的生活却从此急转直下。
在特内里费岛时，黑猩猩拥有户外活动空间、多样的新鲜食物，还有温和的气候。相比之下，柏林动物园的冬季过于寒冷，尤其是一战后供暖燃料匮乏。战争也影响了食物供应，黑猩猩只能以面包和土豆为主食，营养严重不足。尽管用比鲁埃斯-奥特加的话说，它们得到了“当时最先进的医疗照料，甚至有多位德国顶尖医学人士参与其中”，但身体状况仍每况愈下。
1923年2月末，苏丹离世，年仅约16岁，比雌性黑猩猩活得更久——其中三只在1921至1922年的严冬中死去。这些特内里费黑猩猩没有一只活到黑猩猩自然寿命的上限（30年以上）。
多数黑猩猩死于一种名为小袋纤毛虫病（balantidiasis）的寄生虫感染，而不适的温度、营养不良和狭小的生存空间无疑加剧了病情。此外，研究作者指出，环境突变带来的压力或许也缩短了它们的寿命：迁至柏林动物园后，它们与人类接触大幅增加，原有的社交网络被彻底打乱。当时有报纸报道，一只雌性黑猩猩向游客讨烟，然后“像现代女性一样”抽了起来。
比鲁埃斯-奥特加说：“以如今的眼光来看，当时对待它们的诸多方式显然不符合伦理，包括社交隔离、缺乏环境丰容、住所供暖不足，以及像马戏团一样的展示活动。不过，针对类人猿照料的正式动物福利准则和现代伦理标准，在当时还要几十年才会出台。”
不过，它们的痛苦并非毫无意义。比鲁埃斯-奥特加解释道，在柏林动物园的日子让人们看到了圈养的负面影响，比如“在野外看不到的诸多异常行为，像刻板行为（重复动作）、食粪癖和冷漠”，这推动了动物园饲养条件的改善。当然，它们与科勒合作的研究，确立了类人猿作为“智能及其演化研究核心对象”的地位，也让人类通过动物展现出的顿悟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对自身多了几分了解。 
首图：1914年左右在特内里费岛拍摄的黑猩猩苏丹。图片来源：维尔茨堡大学朱利叶斯-马克西米利安心理学历史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