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E 去年采集近百万人的DNA，包括年幼儿童
2025年3月13日，雨果·莫雷诺-门德斯（Hugo Moreno-Mendez）来到得克萨斯州韦科市的麦克伦南县缓刑部门，原本只是例行的缓刑报到。然而，等候他的却是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ICE）的逮捕人员。
根据《连线》（WIRED）查阅的刑事起诉书，执法人员将莫雷诺-门德斯带到附近的ICE外勤办公室。在那里，一名又一名递解官员向他提出同一个要求：
张开嘴。
一名官员试图采集他的指纹，并擦拭他的脸颊内侧提取DNA样本，但遭到拒绝。接着第二名、第三名官员先后尝试，莫雷诺-门德斯始终不肯配合。
四天后，莫雷诺-门德斯被指控两项罪名：未按规定登记非公民身份，以及在联邦羁押期间拒绝提供DNA样本——后者属于轻罪，而ICE在2021年曾表示，从未有过这类指控被检方受理的案例。
莫雷诺-门德斯对两项罪名均提出抗辩并接受审判。2025年8月18日，韦科市的一名治安法官裁定两项罪名成立，判处他刑期已执行（即羁押时间折抵全部刑期）。
莫雷诺-门德斯的案件，是ICE大规模扩大DNA采集范围的缩影——针对仅涉及民事移民违规的在押人员，联邦政府正推动一项行动：以起诉相威胁，将几乎所有ICE羁押人员的基因档案，纳入用于刑事调查的FBI数据库。乔治城大学法学院隐私与技术中心的最新研究估算，美国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DHS）已成为全美刑事DNA系统新增基因档案的最大单一来源，仅ICE在2025年就可能新增约92万份档案。
绝大多数ICE羁押人员无犯罪前科，非法居留美国通常属于民事违规，而非刑事犯罪。但一旦被羁押者的DNA档案进入FBI的联合DNA索引系统（Combined DNA Index System，CODIS），全美各地执法机构都可将其与未破案件的证据比对——甚至可与数年乃至数十年后采集的犯罪现场DNA比对。承载个人完整基因组的物理样本，将被无限期存放在联邦实验室中。
DNA采集范围的扩大已波及被羁押的移民家庭，引发多起诉讼：抗议者及其他声称不应被纳入该项目的群体，起诉政府非法采集其DNA；得克萨斯州迪利移民拘留中心对儿童进行DNA拭子采集的消息曝光后，也引发了国会的审查。
美国众议员华金·卡斯特罗（Joaquin Castro）、格雷格·斯坦顿（Greg Stanton）和纳内特·巴拉甘（Nanette Barragán）在给《连线》的联合声明中表示：“迪利的所有家庭均无犯罪前科，他们不该被纳入专为暴力罪犯设立的数据库，儿童尤其不应如此。”
针对《连线》的提问，DHS发言人辩称DNA采集是边境安全和身份识别措施，称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CBP）仅对被联邦指控的人员，以及需采集指纹且无豁免资格的被羁押非公民采集样本。当被问及为何有儿童的档案被录入CODIS时，DHS提及一项用于核实亲属关系的独立DNA检测项目，但该项目与《连线》报道的DNA采集项目完全无关。对于乔治城大学关于ICE 2025年可能向CODIS新增数十万份档案的估算，DHS未予回应。
该项目推行初期，移民DNA采集主要在边境进行，由CBP对羁押人员采集样本，ICE的参与程度极低。乔治城大学通过《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FOIA）获取的内部培训幻灯片显示，ICE在2020财年采集了3609份DNA样本，截至2021财年5月中旬又新增16392份，总计约2万份。而CBP的规模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乔治城大学获取并分析的CBP电子表格显示，2020年10月至2024年底，该机构向FBI提交了至少136万人的DNA样本，是同期ICE采集量的十余倍。
乔治城大学的新报告指出，2025年该项目进入了全新阶段。FBI记录显示，到2025年12月，CODIS中的“被羁押者”子索引（DHS采集的档案均存储于此）已达3345692份，仅2025年一年就新增约99.5万份，相当于全年每天新增约2700人。
FBI未明确披露各机构提交的DNA档案明细。为估算ICE和CBP的贡献占比，乔治城大学将CODIS新增总量与CBP2025年提交约75215份样本的记录进行比对。ICE拒绝公开可比数据，多次驳回公众信息请求。据此缺口估算，ICE单年新增的DNA档案可能高达919908份。
这一变化与移民羁押格局的整体转变相符。乔治城大学引用的交易记录获取清算所（Transactional Records Access Clearinghouse）数据显示，CBP曾占据移民羁押的多数份额，如今ICE占比约85%，CBP仅占15%。据雪城大学研究助理教授奥斯汀·科赫尔提供的数据，截至今年7月11日，ICE羁押人数从4月初的60311人升至65765人，日均逮捕量接近1500人，其中占比最大的群体完全无犯罪记录。
“趣味事实”
美国执法部门扩大DNA采集范围，源于二十多年前开始的法律与监管变革。2005年，国会授权联邦机构对被逮捕、起诉、定罪或被联邦羁押的人员采集DNA样本。但多年来，美国司法部的规定允许DHS在采集样本会造成资源负担时，豁免大部分移民羁押人员。
2020年，司法部取消了这一豁免条款。同年12月，ICE发布第10092.1号指令，要求官员对几乎所有在押人员采集DNA样本。
乔治城大学获取的2021年内部培训材料显示，官员被要求极其宽泛地解读这项政策。2021年5月针对执法与递解行动（Enforcement and Removal Operations，ERO）官员的复训课程中有一张幻灯片指出，未调整移民身份的寻求庇护者和难民不享有豁免权——“因此必须采集其DNA样本”。另一张幻灯片则用大写字母指示官员，确保DNA样本采集基本在“任何逮捕行动”后进行。
在2021年5月的一份ICE演示文稿中，“趣味事实”板块统计了ERO在过去约6个月提交样本后，CODIS系统确认匹配的69起案件，涉及“性犯罪、凶杀、失踪人口、入室盗窃、盗窃、公共秩序犯罪、财产犯罪、殴打、跟踪/家庭暴力，以及一辆被盗的平托（Pinto）汽车”。幻灯片作者还附加了一条注释：“编者按：如果那是你的平托车，你肯定会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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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规则修改前，联邦羁押人员的档案在CODIS可比对索引中占比微乎其微。乔治城大学估算，到2024年这一比例已升至约9%。若DHS和其他刑事司法系统保持当前采集速度，该中心预计到2030年，DHS提供的档案将占该索引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一里程碑此前预计要到2034年才会实现。
核心目的
2020年司法部修改规定时，曾辩称对移民羁押人员采集DNA样本，部分是出于行政身份识别目的——类似于登记时采集指纹。这一区分至关重要。在“马里兰州诉金案”（Maryland v. King）中，美国最高法院支持对涉嫌重罪的被捕者无搜查令采集DNA样本，部分原因在于马里兰州称拭子采集仅用于确认羁押人员的身份和犯罪记录，而非调查他们未被指控的罪行。
乔治城大学一直认为，这一理由在移民领域根本站不住脚。这些样本并非仅用于确认身份，而是被送入CODIS系统，警方可在未来数年将其与无关案件的证据比对。
2025年3月下旬，一名ICE副官员就“家庭单元的DNA检测”征求法律意见。ICE首席法律顾问办公室的一名律师回应称，政府DNA采集权限的“核心目的”是建立“用于破案的全国DNA数据库”，而非确认亲属关系。
乔治城大学法学院隐私与技术中心研究主任、该报告合著者史蒂夫·格拉伯森（Stevie Glaberson）表示，这封邮件揭穿了政府为该项目辩护时所依赖的“身份识别”理由。“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明确禁止政府在无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强迫你交出敏感信息，仅仅因为推测这些信息未来可能有助于破案。而这封邮件表明，该项目的目的恰恰在此。”
当被问及是否认同ICE律师关于项目“核心目的”是建立全国破案DNA数据库的说法时，DHS未予回应。
ICE培训材料指示官员，需告知被羁押者拒绝提供样本属于联邦犯罪，并将拒绝案件移交检方。但乔治城大学获取的2021年培训演示文稿显示，当时ICE尚未得知有任何此类案件被检方受理。
如今情况已不同。《连线》发现2025年有两起针对移民羁押人员拒绝DNA采集的起诉，其中一起就是莫雷诺-门德斯案。另一起案件中，据法庭记录，波多黎各卡罗莱纳机场的CBP执法人员至少五次要求一名名为罗纳德·赫纳奥-迪亚兹（Ronald Genao-Diaz）的男子提供样本，他每次都拒绝，还用一次性口罩捂住嘴防止官员采集。检方依据与莫雷诺-门德斯相同的拒检条款对他提起诉讼，同时指控他文件欺诈。2025年5月法官裁定两项罪名均存在合理依据后，他认罪并在联邦监狱管理局处理流程中提供了DNA样本，最终被判处刑期已执行并处罚金。
被检测的孩子
2026年5月，美国国会议员在视察得克萨斯州南部的迪利移民处理中心时，ICE官员告知他们，该机构已在过去三个月对被羁押家庭采集DNA样本。据这些议员透露，移民官员对于采集样本的原因、样本去向及保留时长的说法自相矛盾，随后他们要求DHS给出明确答复。
《连线》获取的DHS上月回信显示，DHS告知众议员卡斯特罗、斯坦顿和巴拉甘，ICE可对年仅14岁的儿童采集DNA样本，并确认该项目下采集的样本会被送往FBI分析并录入CODIS。
但联邦移民机构并未严格遵守这一年龄限制。乔治城大学分析并经《连线》独立核实的最新CBP记录显示，2025年1月至2026年1月，该机构向FBI提交了492名14岁以下儿童的DNA样本，其中包括33名7岁儿童、32名6岁儿童和21名5岁儿童。
2026年1月7日，一名4岁墨西哥儿童在埃尔帕索被处理。记录显示，该儿童撤回了入境申请以替代快速遣返（即在入境口岸被遣返的处理方式），随后被送回墨西哥。
儿童权利组织首席法律顾问利西亚·韦尔奇（Leecia Welch）是执行所谓“弗洛雷斯协议”（Flores settlement）的法律团队成员——该长期法庭协议规范了联邦移民羁押中儿童的关押、待遇和释放事宜。自迪利家庭拘留中心重新开放以来，她已到访12次。弗洛雷斯协议授权法律顾问检查拘留设施、采访儿童及家庭，并就潜在违规行为向政府和法院提出申诉。韦尔奇表示，法律团队“经常”从迪利的家庭处得知他们被要求进行DNA检测。
“人们完全不清楚为什么要检测他们的DNA，”韦尔奇说，“我认为没人告知他们检测目的，这给大家带来了很大压力，尤其是儿童。”
在与弗洛雷斯协议相关的一份法律摘要中，宣誓证词显示这类检测多年来在多种场景下进行。2026年，一位母亲表示边境巡逻人员采集了她和5岁儿子的口腔拭子，但“什么都没告诉我们”。另一位母亲称官员采集了她的指纹，并“对我们两人进行了DNA检测”，她的证词未提及任何解释。2021年，一名独自从萨尔瓦多来美的17岁女孩表示，在与约85名其他儿童一同被羁押期间，一名官员擦拭了她的脸颊，但她的证词未说明官员是否解释了原因。2026年，一名与家人一同被羁押在迪利的12岁儿童表示，官员称检测是出于“安全原因”，并用于证明父亲的身份——这一说法更符合亲属关系核实，而非CODIS档案采集。
韦尔奇表示，弗洛雷斯协议相关法律顾问目前仍无法确定家庭被检测的频率、ICE采用的标准，以及具体案件涉及政府哪个独立DNA项目。“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采集DNA，”她说。她还提到，法律团队采访的家庭往往从未得知检测结果，“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对于CBP记录显示有492名14岁以下儿童的DNA样本被提交一事，DHS未做出解释；对于弗洛雷斯协议法律顾问所述“家庭成员常对DNA采集的原因和去向感到困惑”，DHS也未回应。
2026年5月，四名美国公民起诉联邦机构及官员，称他们在伊利诺伊州布罗德维尤ICE拘留中心外的抗议活动中被拘留后，DNA被采集。这些逮捕发生在“中途闪电行动”期间——该行动是由时任边境巡逻队队长格雷戈里·博维诺（Gregory Bovino）领导的芝加哥执法突击行动。这起名为“布里格斯诉马林案”（Briggs v. Mullin）的诉讼辩称，DHS的采集项目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和第一修正案，要求销毁原告的样本并删除其档案。该案首席原告达娜·布里格斯（Dana Briggs）在乔治城大学报告的声明中表示：“因和平抗议被逮捕并被采集DNA，这件事令人不安，完全违背美国精神。我的指控已被撤销，但我的私人生物信息仍存放在某个实验室里。我的家人从未参加过抗议，可他们的生物特征档案如今也成了政府的财产。”
针对这些指控，乔治城大学向DHS提问，DHS辩称对被指控联邦罪行的人员采集DNA是合法的。“联邦法律要求执法部门根据《联邦法规汇编》第28篇第28.12(b)条，对被指控联邦罪行的个人采集DNA样本，包括因袭击或阻碍执法而被捕的骚乱者。”但DHS未回应所有原告是否均被指控此类罪行、他们的档案是否被录入CODIS，也未回应报告中关于移民羁押人员和儿童DNA采集的更广泛结论。
另一起诉讼涉及小乔治·雷蒂斯（George Retes Jr.），他是一名退伍军人，受雇于一家安保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一家大麻农场担任警卫。他称联邦特工在一次突击搜查后非法拘留了他，并采集了他的口腔拭子。他的律师、司法研究所的玛丽·米勒（Marie Miller）告诉《连线》，没人解释采集DNA的原因或样本的去向。
随着项目的快速扩张，关于其监管的质疑也日益增多。在2025年7月的国会听证会上，DHS监察长约瑟夫·库法里（Joseph Cuffari）告诉众议员阿亚娜·普雷斯利（Ayanna Pressley），他的办公室“刚写完”一份关于儿童DNA采集问题的报告。
但乔治城大学随后通过FOIA要求获取该报告时，监察长办公室仅提供了两份无关文件，称不存在已完成的报告、草稿或任何其他显示其办公室审查过DNA采集项目的记录。
ICE开始在迪利对家庭采集DNA数月后，国会议员询问该机构是否曾评估过这一做法对隐私和公民权利的影响。
ICE表示，从未进行过此类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