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本文

正义与公平的核心理念，是"各得其所"。"应得性"因此成为一个极具直觉吸引力的概念——我们渴望世界是可理解的。若好人受苦、恶人得志，世界不仅令人痛苦，更会陷入道德混乱。即便现实充满不公，"人各有其应得"仍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幻觉：唯有相信行动有意义，我们才会有动力去追寻想要的事物。

这便是精英主义（meritocracy）的理想。其核心主张是：当社会与经济差异反映个人努力或天赋时，这种差异便是合理的。它与新自由主义自由民主政体高度契合——这类政体自视为开放的机遇体系，奖赏竞争中的成功者。精英主义意味着不平等是公正的：上位者理应成功，落后者则应更加努力。人人都要靠自己的力量出人头地。

"精英主义"一词虽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由迈克尔·杨首创，但早在新自由主义出现前，就有一套更古老的哲学将不平等归因为个人努力的必然结果，那便是儒家思想。剖析儒家思想的局限，能帮我们看清如何挑战精英主义这一强大意识形态。

孔子（约公元前551-前479年）生于周朝末年，彼时各诸侯国战乱频仍。他是一位教师兼低级官吏，周游列国、献策诸侯。他认为，时代的动荡源于道德沦丧，而这终究是可以避免的。因此，孔子的事业极具现实意义：通过道德教化，个人可以修身养性；而人人修身，就能建立有序的等级制度，恢复社会稳定。

儒家政治哲学始于一个看似极具平等精神的前提：机会均等。孔子及其继承者认为，人在出生时天赋大致平等，人人都具备道德修养的能力。无论出身如何，教育、自律与道德完善都是所有人可走的道路。这一共通起点支撑着儒家人文主义：有志者事竟成。

这种对开放与阶层流动的信念，源于对道德主体性与人类意志力量的坚定认知。儒家认为，个人应对自身的成长负责。通过学习、践行礼仪、自律等持续努力，人能主动塑造自身品格。因此，个人与自身境遇之间存在重要的道德关联：即便出身不同，社会地位也会随个人能动性而改变。

儒家思想家孟子更系统地阐述了这一观点，即后世所称的"自然平等"：所有人都拥有相同的基本道德能力，都具备向善的潜力。既然机会均等，那么社会地位的差异与结果的不平等，便源于个人在努力、自律与自我提升上的差别。

"有的苗儿不开花，有的花儿不结果！"

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贤"（xian），能帮我们理解这一点。"贤"区分了修身者与未修身者——这是一种道德地位的差异：有些人比他人更能培养出恻隐之心、是非判断力与道德克制力，甚至能将这些美德发展到足以承担社会责任的程度。因此，尽管人人最初都拥有平等的道德能力，但道德上的不平等终究不可避免。

这种区分具有政治意义：儒家认为，当经济与政治不平等对应道德不平等时，便是合理的。权力、影响力与物质保障，理应归于那些品德修养足以让他们秉持道义行使权力的人。当不平等与道德价值相匹配时，它在伦理上就是可接受的，甚至是必要的。

在儒家看来，这一切都合乎公平，因为它基于一个更深层的假设：并非人人都选择修身。正如孔子在《论语》中所言："有的苗儿不开花，有的花儿不结果！"人人都有接受道德教化、重塑品格的能力，但唯有真正付出努力的人，才能成为"贤"者。

此外，区分贤与不贤至关重要，这样才能让贤者掌权治理社会。这便是儒家"正名"（zhengming）原则的作用。名分代表着规范角色：被赋予君主、大臣或贤者的头衔，就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义务、责任，拥有相应的权力。"正名"将道德不平等转化为清晰的社会秩序，确保个人修养与社会地位相匹配。

当然，承担更大责任的人需要更多资源来履行职责。政治等级由此衍生出经济不平等：贤者不仅需要更多资源，也理应获得更多。正如荀子所说："即使俸禄遍及天下，也不算过分；即使只是守门、接待、护卫或巡夜的小吏，也不会觉得俸禄微薄。"在荀子看来，不平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恰如其分。政府的职责是建立一个等级环境，为人们修身成贤提供基础，进而区分贤与不贤。不平等是社会秩序的必要前提。

这套体系诞生于两千多年前，但不难发现，它至今仍能引发共鸣——当代对自我提升与努力价值的推崇，与之一脉相承。只是词汇从"美德"变成了"生产力"，从"修身"变成了"绩效"，但背后的道德逻辑惊人地相似：不平等看似是应得的，因为它被说成是开放体系中个人努力累积的结果。

道家思想家庄子完全不认同这一套。他比孔子晚出生约一个世纪，同样身处动荡分裂的时代，却对乱世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人们对庄子的生平知之甚少，但《庄子》第十七章中的一则轶事，能让我们窥见他的为人：楚王派人请庄子出任高官，庄子却指着宗庙中供奉的神龟甲问使者，这只龟是愿意死后被尊崇，还是活着在泥地里拖着尾巴爬？使者回答，龟更愿意活着。庄子说："那你们走吧，我也要在泥地里拖着尾巴爬。"与其在一个把生命力当作换取虚名的货币的体系中身居高位，不如自由自在地活着，不受等级束缚。

儒家眼中的世界是一幅道德地图，个人修养与社会权力一一对应；而庄子看到的，是一个脆弱且充满偶然性的现实。他批判的不仅是体系内的不公，更是"道德价值可作为等级制度稳定基础"这一核心观念。

庄子以戏剧化的方式展开批判。在他最著名的一则寓言中，他设想了一场对峙：代表道德修养的孔子，与臭名昭著的盗跖及其率领的暴力团伙——最善之人与最恶之人的交锋。孔子见到盗跖时，他正啃着人肝，但孔子仍希望教化这个误入歧途的食人者。他大谈美德、礼仪与道义，劝盗跖放弃犯罪生涯，修身成"贤"。

以美德给人排名的体系，必然催生自我剥削的动机

随后，庄子彻底颠覆了这套道德逻辑。盗跖并非困惑或缺乏道德认知，他言辞犀利地反驳，将孔子的道德话语反过来攻击他："你随意判定是非，误导天下诸侯，让学者们无心专注本职。"他还嘲讽"美德赋予人统治或评判他人的特权"这一观点，指责孔子及其辅佐的君主，不过是在更大规模上行他之所为——掠夺他人。唯一的区别是，孔子是打着崇高理想的旗号。

在盗跖看来，这些理想无异于一种掠夺：通过名分、标准与排名掌控世界，再以此为权力正名。庄子的文学意图，是让盗贼与圣人成为彼此的镜像——二者的区别仅在于手段与社会结构，而非本质上的善恶。盗跖与孔子都是盗贼：一个窃取财物，一个窃取名分。

通过这类戏剧化的场景，庄子系统批判了儒家为不平等提供的道德辩护，而这一批判最核心的观点是：道德追求会让我们疏离生命本身。在庄子看来，追求成为"贤"者，会让人活在抽象概念中——无论是为了名声、道德纯洁，还是追求"善"的圣人理想。这会让人将自己的生命视为实现抽象身份的原材料，将肉身当作实现精神目标的工具。

在盗跖的独白中，他列举了儒家推崇的典范：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因强谏商纣王而被剖心的比干；因忠言劝谏吴王而被抛尸江中伍子胥。这些人在儒家眼中是美德的楷模，但庄子却将他们视为"困于名声与名分罗网"的悲剧人物——他们正是因为对美德的执着追求，才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

这些人物令人不安之处，在于他们被自己的信念吞噬。以美德给人排名的体系，必然催生自我剥削的动机。一旦美德可以被衡量、排名，并用来换取权力，人的生命就会变成一种可消耗的资源。换句话说，儒家的"贤"将修身变成了道德资本，而道德资本需要从自我身上榨取。这种自我榨取在当代新自由主义"奋斗文化"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早起奋斗"、放弃基本需求成了潮流。

有人可能会反驳，庄子对儒家精英主义理想的看法过于悲观，毕竟儒家关注的是道德与价值，而非物质财富。况且，社会变革需要牺牲。但在这套体系中，牺牲并非对不公的回应（即便个人如此认为），而是积累道德地位的手段。人们牺牲所换取的，不是更美好的世界，而是自己或家族更高的社会地位。

要让这套体系运转，美德必须是可衡量、可排名的，这样才能区分谁应得更多、谁应得更少。因此，儒家精英主义理想的前提是：价值有稳定可靠的衡量标准。但庄子并不认同这一点。

在他看来，任何价值衡量方式（包括儒家的）都存在根本缺陷，因为现实无法被简单地划分为善与恶。强行划分，正如盗跖所说，是对价值的"垄断"。实际上，道德判断总是源于具体情境：对一个人的善举，可能同时伤害他人；在一种情境中是正义的行为，在另一种情境中可能变成残忍。庄子写道："依我之见，所有的仁爱、义行，以及是非之辨，都纠缠不清、混乱不堪。我又怎能明辨并给出定论呢？"

决定谁能掌权的，更多是运气、环境与特权，而非道德修养

这并非是非不分、放任自流，而是说我们的评判永远无法脱离其产生的情境。不存在一个中立的视角，可以用来衡量"纯粹的美德"。此外，庄子还强调，即便在价值判断清晰的理想情境中，认为等级制度与机构能反映这种道德地图，也是对权力运作方式的深刻误解。在《盗跖》篇的另一处，他指出："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这种现象在现实中屡见不鲜。1983年，阿拉巴马州的阿尔文·肯纳德从面包店偷走了50.75美元，被判终身监禁，直到2019年才获释。而2008年金融危机的肇事者，摧毁了约50万亿美元的全球财富，导致近1000万个美国家庭失去住房，最终却只有一名中层银行家因虚假标注证券入狱30个月。这就是权力如何扭曲问责机制。用庄子的话来说，大盗不过是拥有足够权力的小偷，他的掠夺行为成了所有人必须遵守的规则。

如今，和庄子的时代一样，决定谁能掌权的，更多是运气、环境与特权，而非道德修养。在《庄子》中，孔子还提出要为盗跖正名，将他塑造成征服者而非社会公敌。庄子想表达的是：一旦某人掌权，其地位往往会被追溯性地定义为"应得"——他们的统治成了美德的证明，他们的胜利成了价值的体现。

儒家认为，价值是先于权力被认可的；而庄子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是权力决定了谁被视为有价值。因此，权力往往不反映美德，反而能制造出有美德的假象。这就是等级制度如何构建自身的道德叙事：统治者被称为正义的化身。

在任何修养开始之前，构成能动性的核心能力就已分配不均

这一观点，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的"霸权"概念，以及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所说的"我们梦想的伪币"不谋而合：权力不仅通过命令身体来运作，还通过定义价值来发挥作用，并将这种定义包装成自然或必然的，而实际上它是由偶然的社会安排与权力关系塑造的。

精英主义理想的吸引力，不仅在于道德层面，还在于心理层面。当我们为提升自我投入了多年心血，质疑评价我们的框架就会付出高昂代价。怀疑努力是否有回报，就等于承认自己的许多投入可能永远无法得到回报。相比直面"体系依赖于多数人的失败"这一现实，相信自己会是例外要容易得多。精英主义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它对精英阶层的便利，更在于它能组织希望：它提供了一套叙事，让人们相信苦难是暂时的，牺牲是理性的，未来会证明当下的付出是值得的。

然而，道德评价及其在社会与政治中的对应关系，总是预设了一个"本可以做出不同选择"的主体。要让精英主义运转，让不平等显得"应得"，就必须将人视为自身成败的唯一创造者。但实际上，在任何修养开始之前，构成能动性的核心能力（如教育、健康、时间、稳定的生活、人脉）就已分配不均。这些条件决定了努力与卓越的具体形态，意味着"美德"只能由那些已经成功的人来定义。

最终，庄子质疑了"个人本可以做出不同选择"这一观点。

在他看来，行动并非源于孤立的意志，而是源于情境。品格是通过人际关系、习惯、语言、制度、需求、恐惧与机遇形成的。看似个体的能动性，实则是多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庄子用"自然"（ziran）来描述这一概念。它常被译为"自然性"，但更准确的理解是"如其所是"：事件与行动源于情境本身，而非由一个将意志强加于世界的独立自我发起。自我并非置身于环境之外，而是环境中的一个节点。行动既是主动施为，也是被动受影响。

《列子御风》（16世纪），狩野之信绘，日本。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庄子》开篇介绍了神话哲学家列子，他能御风而行，在空中轻盈滑翔，看似拥有完全的自由。但庄子指出，列子仍有所依赖——风。他的飞行无论多么优雅，都要受条件限制。这个意象是人类成就的寓言：看似靠自身力量取得的成功，实则始终被社会、物质与历史的潮流裹挟，而这些潮流并非任何个体所能掌控。精英主义视角下的个体，误将顺风当作了自己的飞行能力。

随后，庄子将列子与另一种人对比：这种人"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即顺应万物规律）。他们不依赖单一的风，因为他们不再将自己视为独立的驾驭者。他们不依赖某几个固定条件，而是与万物融为一体，顺应所有条件的变化。他们的行动与整个环境的节奏同步，控制感与占有欲几乎消失。

这种人体现了道家独特的能动性理想：精英主义框架下的个体，将自己视为通过努力积累成就、从而获得回报的主体；而道家圣人则完全放弃了对行动的所有权。他们不认为成功是自我创造的，也不认为失败属于自我。一切结果都是各种条件共同作用的产物。能动性不是强加意志，而是顺应情境。

若没有一个能完全掌控自身结果的自我，社会与政治不平等就失去了道德根基

说"这是我应得的"，就等于说：这是我通过自己的行动获得的。但在庄子的世界里，每一个这样的主张背后，都隐藏着无数的"他人"。努力源于成长环境、教育、制度路径、情感与物质支持、健康、运气，以及他人的日常付出——正是这些让任何奋斗成为可能。"功绩"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的产物，我们的性格与人格塑造方式，本身也是社会的产物。

因此，以这种方式理解能动性，会让"机会均等"的概念变得可疑，因为机遇从来不是一个中立的起点。这种"平等"本身就是一个由各种条件构成的场域，这些条件塑造了人们努力的能力。道德能动性永远无法被单独剥离出来，进行奖惩。如此一来，道德不平等就失去了立足之地，因为修养的差异既反映了意志的差异，也反映了环境的差异。若没有一个能完全掌控自身结果的自我，社会与政治不平等就失去了道德根基。

因此，庄子批判的是让不平等显得"应得"的整套逻辑。一个社会能说出"上位者理应成功"，前提是它想象出了一个孤立的、自我塑造的个体，并将其结果视为个人财产。但在庄子看来，自我是开放的、顺应环境的、与万物相连的，它随情境而动，而非凌驾于情境之上。在"自然"的世界里，没有所谓的"白手起家"。既然没有人能完全靠自己成功，不平等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最终，庄子打破了"不平等可以被合理化"的希望。这种希望根深蒂固：它承诺努力必有回报，牺牲会被认可，个人的社会地位反映了自身的价值。它要求人们不断奋斗、不断提升、不断投资自己，即便回报遥不可及、永远延迟。

庄子邀请我们拒绝这套叙事，因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是可能的。这样的世界会是什么样？首先，我们的价值不会由经济或道德成就定义。它将以"自然"为导向，不再根据个人的成功程度对人进行分类，而是关注让所有人都能获得发展的条件。制度支持与关怀，以及消除结构性劣势，将成为首要任务。最终，摒弃我们对"应得性"的现代执念，将为我们提供一种更具活力的人类观——承认我们是庞大条件网络中的节点，是谁、做什么，都是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将摆脱一个残酷的幻想：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对其作为人的价值的可靠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