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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问题是当今最紧迫的议题之一。无论在富裕的首都，还是发展滞后的边缘地区，获得可负担、稳定且有尊严的住房，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挑战之一。据联合国人居署统计，全球有超过28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5%——无法获得适宜住房。房租涨幅远超工资增速；年轻一代拥有住房的梦想日益渺茫；投机炒作与人口驱逐重塑着一个又一个社区。谁能住在哪里、以何种条件居住，已然是当代城市生活的核心命题。

这并非新问题。早在1872年的《论住宅问题》中，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就指出，住房问题是工业资本主义的结构性产物：随着工人涌入城市，市场与国家既无能力、也不愿为所有人提供住所。从那时起，住房就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发达国家政府普遍认为，解决之道掌握在自己手中：通过公共住房建设、政策监管、财政补贴，以及构建完善的抵押贷款市场与全民住房体系。住房问题被视为一个可通过技术、行政与金融手段解决的课题。如今，这一问题却愈演愈烈：全球范围内的住房可负担性与居住权危机席卷各大城市，住房被进一步卷入金融投机的漩涡。

然而，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拉美、非洲与亚洲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国家主导的住房模式从未真正扎根。城市扩张速度远超任何政府或房地产市场的承载能力。数百万人并非通过政策规划等正规途径获得住房、融入城市，而是通过占地自建、亲手搭建，一代又一代逐步将荒地变为家园。对此，政府的态度各异，或抵制、或容忍、或予以合法化，甚至主动支持。在这些城市中，自建住房与社区并非城市秩序的例外，而是城市形成的核心方式。

全球南方城市中，住房普遍存在不稳定、非正规、缺乏自上而下规划的特点，这或许会让人们将其视为一种失败——标志着政府与社会无力妥善解决住房问题。但矛盾的是，恰恰在这些自建社区中，我们能以主流讨论中罕见却至关重要的视角审视住房：若要真正理解社会如何为人们提供安身之所，首先要追问“居住”本身的意义，以及房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简言之，每个住房问题的背后，都是一个“栖居”问题。当我们陷入“房屋是物品、商品与资产”的技术迷思时，建筑与栖居的本质联系往往被遮蔽。而在自建住房的过程中，这种联系始终清晰鲜活，与房屋承载的生活相互成就。我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城市边缘开展了二十年田野调查，从这种循序渐进、代际传承、始终未完成的建房方式中，看到了一种关于栖居艺术的启示。

早在形成相关理论之前，我就开始关注住房问题。我小时候，家里有位帮工叫维多利亚。从我记事起，她的房子就是我了解她的窗口——最初是偶然听到她和我母亲的谈论，多年后我开始研究圣地亚哥的家庭生活，她的房子便成了我第一个研究对象，也是我始终关注的话题。维多利亚最爱聊她的房子，无论我们谈什么，话题总会绕到房子上：或是建房的轶事，或是装修的抱怨，或是相关的回忆，哪怕是最日常的闲聊也不例外。

2007年我第一次采访她时，维多利亚已年事已高。做了一辈子家政工的她，因严重糖尿病提前退休。她出生在一个以采海藻为生的贫困村庄，童年时从养母家逃走，几乎没上过学。十几岁时，她与后来的丈夫走到一起，共育有六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她还不到15岁，最小的孩子有残疾，当时已年过四十——她不到50岁就成了曾祖母。

维多利亚的屋檐下曾住过四代人——或重新划分房间，或在后院、屋顶加盖新屋

我们聊的很多话题都让她不满，尤其是健康问题和亲属间的日常矛盾，但说起房子的建造细节，她总是格外愉悦，那种情绪极具感染力：从刚搬来时“一片荒芜”的空地，到后来一次次改造，再到尚未完成的规划、修缮与改进，每一个细节她都如数家珍。

她对建材和具体数量的细致关注让我印象深刻——一袋水泥、两张波纹锌板、十根大门铁条，这些都是她和丈夫建房时反复用到的材料。在她的讲述中，一些词汇有了全新的含义。他们要“围合”（cerrando）地块——修建分隔房屋与街道的围墙；要“衬里”（forrar）木质内墙——再加一层木板以增强隔热效果；她提到要“抬高”（levantar）厨房地面、搭建露台；有一次还得“垫高地基（radier）”——在混凝土板上再铺一层水泥。她一直梦想着“完工”（terminar）浴室，因为浴室始终没全部用“建材”建成——她所说的建材指水泥和砖块，而木头不算，因为不够坚固耐用。这些工程往往耗时长久、断断续续，分阶段推进，时常搁置又重启。

维多利亚建房的漫长故事，与我们谈话中另一个故事紧密交织：她子女家庭的定居状态不断变化、重新调整。随着时间推移，最多有四代人共同生活在她的屋檐下——或是重新布置现有房间，或是在后院、屋顶加盖新屋。这种物质空间与亲属关系的交织，在我与她一位女儿的对话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三十年来她一直住在母亲家，几年前搬到了附近一处房产后面的小出租屋，只为给孙辈腾出空间。“遇到难处时，”她对我说，“唯一的去处就是母亲家。如果丈夫赶我走，我就回来。你知道父母永远会为你开门，我的父母从来不会把孩子拒之门外——从来不会。”

然而，这座永远敞开大门的房子，也可能让人感到压抑。维多利亚一边津津有味地讲述建房过程，一边也会用另一种语气说起那些年：“挤在一起”（todos amontonados），“你没法为自己的生活打拼，没法做自己”。她始终梦想着搭建露台、开辟小花园、抬高厨房地面，但一直没有空间完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欢迎子女的道德期待有着持久的力量，也能理解离家为何被视为一种可逆转的选择。房子是灵活可变的，但这种灵活性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提供庇护，也可能让人感到拥挤疲惫；但正因为它始终未完成，冲突便有了缓和的可能——或许可以在后院加个房间、挪一堵墙，或是调整生活布局。“定型房屋”会断绝这种可能性，而自建房屋则让它始终存在——无论结果好坏。

维多利亚的故事，是拉美城市贫困群体普遍现实的缩影。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随着城市扩张，拉美约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居住在非正规住房中。在圣地亚哥，如今的近郊区大部分是在20世纪60至80年代形成的：先是居民非正式占用边缘土地，后来政府将这些区域规范化为定居点（poblaciones），塑造了城市的发展格局。这些社区是多代人亲手慢慢搭建起来的——房屋、街道和公共空间仍留有那段历史的印记，在其中形成的家庭结构、社交模式，以及公民参与和政治活动，也同样带着历史的痕迹。

虽然从技术层面看，自建房屋可被视为众多住宅类型中的一种，但我的看法并非如此。最初我带着“不足”的视角开展研究——非正规、过度拥挤、有待统计和完善的住房单元——但田野调查逐渐打破了这种认知。尽管自建房屋存在种种不稳定，或许正因如此，它们揭示了一个地方真正成为“家”的必备条件。这些条件在我研究过的圣地亚哥那些完工的富裕住宅中同样存在，只是更难察觉。正因如此，我认为自建房屋不是一种住宅类型，而是住房的原型——并非因为它是典范，而是因为它具有揭示性：在其中，所有房屋的本质都变得清晰可见。

我从马丁·海德格尔1951年的文章《筑·居·思》中为这一直觉找到了哲学依据。在文中，他深入探讨了栖居与建造的深层关系，以阐明他所说的“我们时代的栖居困境”。这篇文章最初是在达姆施塔特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参会者包括建筑师、哲学家和知识分子，研讨会的背景是战败且满目疮痍的德国战后重建。当时，工业化建房以解决大规模住房短缺的压力巨大，核心问题是：重建应主要以技术效率和标准化为导向，还是问题本身更为深刻——关乎现代社会中栖居的真正意义。海德格尔针对工业化建房提出的诊断，如今因住房金融化而愈发凸显。

这些房屋始终开放且具有适应性，与亲属关系的建立、个人身份的形成同步，缓慢搭建起来

海德格尔开篇便承认，大规模建房的紧迫性是普遍且可以理解的。建筑成为诊断、规划、产业协调和商业运作的对象，一切都指向高效生产居住单元。在这种框架下，建造被视为技术与经济任务，房屋则是提供庇护的功能性物品。然而，海德格尔转换了问题的视角。他写道，无论住房短缺多么严重，“真正的栖居困境”并不单纯在于房屋数量不足，而在于我们尚未学会如何栖居。高效建造并不意味着建成的房屋能真正被“栖居”。

在技术范式下，栖居与建造是先后关系：我们为了栖居而建造。海德格尔推翻了这一假设。我们建造，是因为我们栖居。这并非简单的因果倒置，而是更激进的主张：栖居具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它定义了凡人在大地上存在的基本方式。他从语言本身寻找依据：现代德语“bauen”（建造）源自古高地德语“buan”，最初的含义是“停留于某处”——即栖居——与“bin”（我存在）同源。从根源上看，建造本就属于栖居。因此，栖居的优先性是本体论层面的：它定义了凡人在大地上存在的基本方式。

在当今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房屋作为成品交付——随时可以入住、融资和交易。在这种技术范式下，房屋是一个已完成的客体，与后来的居住者是外在关系。生活进入一个早已被定义好的结构。

相比之下，在自建住房的场景中，房屋的形成与居住者生活中的事件紧密交织——无论是预期之中还是突如其来，是令人欣喜还是让人痛苦。这些房屋始终开放且具有适应性，与亲属关系的建立、个人身份的形成同步，缓慢搭建起来。有钱时就抬高地面；之后再给墙壁加衬里；孩子长大、夫妻分居、孙辈出生时，就加盖房间。地块的角落常常堆放着一小堆水泥、木材或波纹板——这些是有机会时购置的材料，代表着仍在构建的未来。通过馈赠、借贷和互助劳动的不规则节奏，房屋与人形成了持久的联结。因为房屋始终未完成，它便成了承载期望与失意、计划与挫折的舞台。

这与智利1980年代以来的社会住房制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官方术语中，政府提供的住房是“vivienda definitiva”——“定型房屋”。这类房屋被设计为不可扩建的完整单元，一生仅能获得一次，与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无关。居民的居住轨迹被单一的制度事件固定。那些已获得补贴的人甚至被称为“已标记者”。

第二个维度体现在房屋与人通过亲属关系和共同居住建立的联结上。在技术范式下，房屋先存在，居住者随后进入。而在自建住房中，这种区分消失了。房屋的建造史与使其成为可能的关系密不可分。材料在亲属间流转；劳力相互转借；加盖房间不仅是为了容纳家人，更是为了维系亲情。但这种流转也可能被拒绝，拒绝流转就是拒绝亲情。维多利亚开始“围合”地块——修建临街围墙时，向女婿要一两袋水泥，对方却回复说，不会为不属于自己的地块出资。“那对我打击很大，”她说。不给水泥，就是拒绝这份亲情。

在维多利亚家，子女和孙辈会根据情况搬入或搬出。在外人看来可能是过度拥挤，但在当地却被理解为责任与延续。建造不仅为亲属关系提供场所，还赋予其物质形态。在后院或楼上加一间房，不仅是空间上的举动，更是关系上的表达。远近亲疏、自主与依赖、冲突与和解，都融入房间、门槛与通道的布局之中。随着时间推移，原本的一栋房屋中可能分化出多个住宅——从原结构中衍生出的小型“独立”单元。地块成为一组相互关联的家庭空间，由共同的建造与居住历史联结在一起。房屋不仅是亲属关系展开的场所，更是实现亲属关系的手段之一。

第三个维度关乎房屋与土地的关系。在圣地亚哥的许多郊区，建房始于占地，而非施工。在修建围墙或屋顶之前，只有“一片荒芜”的空地。最核心的举动是占有并守住一块土地。

罗莎的故事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这一点。她的木屋建在奇考马山斜坡上的桩子上。多年前，有人把这块地给她，正是因为没人想要：在这里定居意味着“ganársela al cerro”——从山上“赢”得土地。“我每天都来这里，”她告诉我，“清理一点地面；丈夫下班回来后，也会过来多清理一点。”这里的房子就是这样建起来的：de a poquito，一点一点。邻居给了她一个三米见方的小棚屋，让她安置下来“守住地块”。每年冬天，暴雨都可能毁掉已经建好的部分。对这座山的“驯化”从未真正完成。

平整土地、划定边界、搭建首个庇护所，这不仅是建房的准备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栖居行为。曾经的“纯粹土地”，通过反复的照料与修缮，变成了被生活浸润的领地。地块承载着最初占地举动的记忆，以及由此产生的归属感的道德诉求。在这里，建造依然遵循着栖居的逻辑。但在其他地方，秩序已经颠倒。如果说海德格尔诊断了技术范式下建造与栖居被工具化的问题，那么金融化则将这种逻辑推向了极致。近几十年来，住房被卷入全球金融体系：抵押贷款被打包交易，房地产开发被设计为投资工具，整个社区被当作投资组合收购。房屋变成了一种资产，甚至连其作为栖居工具的属性都逐渐淡化。房屋是否有人居住变得次要，有时甚至无关紧要。这是进一步的抽象化：房屋的价值不再源于它承载的生活，而是源于它承诺的回报。

希腊神庙矗立在岩石岬角上，它不只是占据一块场地，更是汇聚了一个世界

其后果显而易见。全球范围内，数百万人难以获得稳定住房，同时大量房屋空置或未被充分利用。在一些大都市，面向投资者的高层建筑只有部分窗户亮着灯；在另一些地方，整片区域拔地而起，却始终没有迎来预期中的需求。这种矛盾十分突出：有房无人住，有人无房住。在房地产工业化、住房金融化、算法管理“智能家居”的时代，关注城市边缘那些不稳定的自建房屋，似乎没什么意义。

然而，在自建住房的过程中，我们或许能比其他地方更清晰地看到一种实践智慧——它体现并践行着人类在世界上栖居的艺术。这并非理想化看待自建住房往往伴随的贫困（尽管并非总是如此），而是在住房不稳定的环境中，人们始终与有限性紧密相伴——意识到脆弱与偶然，这与人类构建世界的能力互为补充：耐心且不完美地开辟出一个被部分驯化的领域，让自己得以安身其中。

自建住房提醒我们，任何真正被“栖居”的房屋，在某种意义上都必须是自建的。它必须回应先于它且超越它的栖居需求；它必须承载生活，并无论多么临时，都能在世界上为人们提供一个立足之地。在《艺术作品的本源》（1950）中，海德格尔追问，某物成为“作品”意味着什么。他以矗立在岩石岬角上的希腊神庙为例。神庙不只是占据一块场地，更是汇聚了一个世界。诞生与死亡、祝福与灾难、胜利与失败，都在它的存在中找到衡量的尺度。他认为，创造作品就是构建一个世界——让大地显现，让万物在共同的视野中获得重量与距离。

马丁·海德格尔在德国黑森林托特瑙堡的小屋。来源：维基百科

母亲的房子是世界最初向我们敞开的地方之一，正如加斯东·巴什拉[https://aeon.co/essays/how-gaston-bachelard-gave-the-emotions-of-home-a-philosophy]所说，是每个人心中的世界中心。正是在这里，我们学会区分远近、亲疏、归属与疏离。墙壁留存着记忆，未完工的房间承载着期待。在海德格尔对黑森林小屋的描绘中，房屋并非众多地方中的一个，而是界定其他地方的核心——大地与天空、凡人与神灵在此汇聚成一种鲜活的秩序。

我们一生都在努力将世界变成家。在这一点上，我们像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始终在路上，随时面临变故，却始终朝着一个能让漂泊归于归属的地方前行。伊萨卡不只是被抛下的故乡、失落的原点；它也在前方，是我们必须一次次重新抵达的地平线。在《奥德赛》的结尾，佩涅洛珀认不出眼前这位年迈的陌生人就是丈夫，于是提出一个考验：把我们的婚床搬走。奥德修斯回答说，这不可能，因为婚床是他从一棵活橄榄树的树干上刻出来的，树根扎在地里，房子就是围绕它建造的。佩涅洛珀立刻认出了他。确认他身份的不只是记忆，更是共同的创造行为：将大地塑造成形，在其周围建起栖居之所，让生活沉淀于木材与泥土之中。婚床之所以扎根，是因为它就在那里被打造；它将被占据的土地、投入的技艺与历经岁月的联结紧紧绑定。

这并非只有固定不动的房屋才能成为家。我们一生中可能会居住在多个地方，有些是租来的，有些是临时的，有些会被抛下。但每一个成为家的房屋，都需要类似那根扎根婚床的东西：一种通过占有与认知，将世界的一部分化为己有的举动。通过这样的举动，即使是最脆弱的栖居之所，也能成为学会栖居的地方。

本文得到开放社会基金会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