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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手相的人总说，未来的征兆就藏在我们的掌纹里。可手掌是否也留存着过去的印记？它本身有没有一段历史？作为研究医学史与人体史的学者，数十年来我从未想过这样一个冷门问题。直到某个瞬间，当我翻开一个马尼拉文件夹时，这个念头突然冒了出来。当时我在英国为另一个课题研究夏洛特·沃尔夫的档案——她是20世纪20年代在柏林受训的医生，30年代末以犹太难民身份定居伦敦。打开标有“动物园，1938”的文件时，我看到一枚巨大而精细的掌印：它属于伦敦动物园的低地大猩猩莫克。莫克去世两天后，管理员特许沃尔夫进入 morgue（停尸房）采集这枚掌印——莫克生前性情凶猛，根本没法安全取印。

低地大猩猩莫克的掌印，重印于夏洛特·沃尔夫1942年出版的《人类的手》。图片由作者提供，伦敦惠康收藏馆授权

莫克的掌印既充满力量，又令人动容。我甚至忍不住想伸手触摸，仿佛能跨越时光、跨越物种，在生死之间与它“握手”。这份情绪的冲击力毋庸置疑，但作为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我却完全读不懂它背后的深意。同时我也困惑：沃尔夫如此聪慧的医生，为何会涉足如今被归为玄学秘术的手相学？难道真有“医学手相学”一说？

随着研究深入，我得到了一个明确却出人意料的答案：是的。沃尔夫当时在寻找所谓的“猿线”——一种部分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共有的特殊掌纹。早在胚胎时期，我们攥紧的小手掌上就已形成纹路。大多数人有三条主掌纹，但约5%的人，头脑线与心会融合成一条横贯手掌的单一纹路。罗伯特·德尼罗、希拉里·克林顿、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的手上都有猿线，托尼·布莱尔更是双手皆有，这种情况更为罕见。20世纪20年代，伦敦医生弗朗西斯·克鲁克尚克甚至宣称，圣母玛利亚也有猿线，还指引人们去文艺复兴宗教画作中自行验证。

贝尔纳迪诺·卢伊尼《圣凯瑟琳与圣芭芭拉陪伴下的圣母圣子》（1522-1525）局部，可见圣母玛利亚手上的猿线。图片由维基共享资源授权

直到今天，助产士仍会快速检查新生儿的手掌——倒不是因为新生儿有神圣出身，而是这种单一掌纹在患有21三体综合征（一种染色体异常疾病）的人群中出现概率极高。不过，并非所有有横贯掌纹的人都患有唐氏综合征，也不是所有唐氏综合征患者都有这种仍被称为“猿线”的纹路。但二者的关联如此紧密，直到不久前，掌纹都是临床诊断的关键依据。说来怪异却不无道理：手相学的历史，就是医学史的一部分。

医生们通常乐于发掘医学史上的奇闻逸事，但我发现他们并不认同这个说法。然而，当他们摒弃手相学的医学历史时，也忽略了其中的一众学界泰斗。

1663年夏天，年轻的艾萨克·牛顿来到剑桥斯托布里奇公地的集市，买下一本新书《手相学：揭秘其中奥秘》。作者是一名医生，书中教导人们必须用圆规精准测量手掌的纹路、角度、形状与细纹。这是一套需要用数学解码的手部几何学，难怪牛顿会感兴趣。我们也知道，牛顿热衷于研究所谓的“秘术”——即那些宣称此前不为人知的知识，书名中的“揭秘”正源于此。（事实上，医生至今仍在直白的语境中使用“occult”一词：比如“隐匿性疼痛”指的就是病因不明或难以察觉的疼痛。）

牛顿沉迷于古代手稿与珍贵早期印刷品中的学术传统，这些文献以阿拉伯语、希伯来语、拉丁语写成，后来在欧洲、中东和北非的本土语言中流传。他尤其痴迷于赫尔墨斯自然魔法，以及文艺复兴时期被基督教化的古代犹太神秘主义卡巴拉。这其中就包括当时所谓的“手相术”（chiromancy，源自希腊语“cheir”，意为手）——通过手掌判断性格、健康与命运。中世纪至近代早期的“占卜”（预测未来），正逐渐演变为医学预后诊断。

《手相学：揭秘其中奥秘》（1663）内页，牛顿正是在剑桥的夏日集市上买下了这本书。图片由作者提供

早期的手相术文献大多由医生撰写。从帕拉塞尔苏斯到帕拉塞尔苏斯学派医生罗伯特·弗拉德，牛顿的藏书中应有尽有。有时猿线会被清晰绘出，但当时还没有比较解剖学家、生物统计学家或灵长类动物学家对这一特殊纹路进行分析并命名。

民间手相术与学术手相术，都是现代手部解剖学的参照系

手的历史交织着自然魔法与隐秘知识，但它同时也是纯粹的解剖学研究对象，因此也出现在更为平实的解剖学典籍中。不过，解剖学传统本身也带有一丝“魔力”。19世纪最杰出的解剖学家之一查尔斯·贝尔，曾撰写医学著作《手》（1833），将手部结构视为“上帝的设计”。不久之后，人类的远古历史也通过手被重新解读。查尔斯·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1871）中写道，当智人这一灵长类物种直立行走后，双手得以解放，进而朝着独特的方向进化。无独有偶，19世纪60年代出现了“触觉的”（haptic）一词，源自希腊语“haptikós”，不仅指触摸，更包含抓取与感知的含义。达尔文引用贝尔的观点指出，人类的双手不再仅用于行走，最终让人类拥有了“对所有其他生物的统治权”。这是多么革命性的观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深以为然，他将人类的手纳入自然辩证法，以此探寻历史的物质动因。贝尔的解剖学教科书就展示了人类的手如何握住至关重要的工具。

手部也是解剖学的研究对象，如图所示为查尔斯·贝尔《手：其机制与天赋，彰显造物之设计》（1833）内页。图片由作者提供

民间手相术与学术手相术，都是现代手部解剖学的参照系。19世纪20年代，以指纹研究闻名的捷克解剖学家扬·埃万杰利斯塔·普尔基涅，也分析了人类与猴子的掌纹，并提出了新术语：对掌纹、外展纹、内收纹、伸展纹与屈曲纹。但为了便于理解，他不得不将这些术语对应为传统手相学中的生命线、火星线、婚姻线、命运线、金星线、手腕线、荣誉线与财富线。换句话说，传统手相学是他解剖学研究的参照标准。近一个世纪后，当时还默默无闻的英国医生雷金纳德·兰登·唐，在收治一名患者进入家族私人精神病院时，在入院记录中写道：“手部，无头脑线”。手相师的术语，也是他的临床参照。那是1907年，就在他深爱的儿子出生后不久——这个孩子患有的综合征，后来以他的姓氏命名为唐氏综合征。

在法国，解剖学家保罗·布罗卡曾长期对比研究人类与其他灵长类的掌纹，提出了“掌纹的类人猿形态”（la disposition simienne du pli palmaire）。后来，法国学界用“单一褶皱”（le seul pli）指代这一纹路，而德国解剖学家与临床医生则称之为“四指褶”（vierfingerfurche）。在英美研究中，“猿线”（simian line）这一名称沿用至今。1924年，伦敦动物学会的一名解剖学家明确指出，红毛猩猩有这种横贯手掌的单一纹路，有时甚至会有两条平行的此类纹路。

1938年沃尔夫进入伦敦动物园停尸房时，这些研究成果都在她的考量之中。事实上，此前她就经常进入灵长类动物笼舍，尽可能安全地采集所有活体类人猿的掌印：狐猴、蜘蛛猴、狒狒、黑猩猩、红毛猩猩等等。她甚至还采集了一只刺猬的精致掌印。此外，她还收集并解读了人类的掌纹，这些并非普通人类，而是当时最具分量的人物。当我在伦敦惠康收藏馆翻开更多马尼拉文件夹时，看到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几乎所有文化名流的手部特写：奥尔德斯·赫胥黎、弗吉尼亚·伍尔夫、瓦斯拉夫·尼金斯基、莫里斯·拉威尔，不胜枚举。但最让我难以忘怀的，仍是已故低地大猩猩莫克的掌印。

这段通过对比灵长类掌纹发展而来的历史十分微妙，还催生了具有冒犯性的“猿线”一词。不过，在我们提出反对、嗤之以鼻、加以嘲讽或评判，甚至将其视为早期医学误入歧途的奇闻，更或是直接斥为“伪科学”之前，我们应当注意，这并非一段尘封的历史，它一直延续至今，还涉及20世纪一些最杰出的研究者——他们都是牛顿当之无愧的学术后继者。

就在沃尔夫采集莫克掌印的同一时期，伦敦的另一个角落，医学遗传学家莱昂内尔·彭罗斯开始了长达一生的研究，他以几何与统计方法分析人类掌纹与指纹，其研究比19世纪末弗朗西斯·高尔顿的指纹研究更为复杂，但思路一脉相承。鲜为人知的是，被誉为“指纹学之父”的高尔顿也采集掌印，他偶尔会思考：自己提出的指纹独特性假说，是否也适用于掌纹？这种医学与遗传学层面的手部纹路解读传统，后来被称为“皮纹学”（dermatoglyphics）。

直到1990年，医生仍会通过超声在产前寻找、识别并分析猿线

在这一背景下，所谓的“猿线”恰好成为现代生物医学中一对经典组合的完美例证：可见的“表型”（phenotype）与隐藏的“基因型”（genotype）。前者是可观察的物理特征，后者则是该特征对应的独特DNA编码或序列。厘清二者的关联，是20世纪中期遗传学研究的一大驱动力。20世纪30至40年代，在唐氏综合征的染色体病因被发现之前，聪慧的彭罗斯只能通过表型（即身体特征表现）进行研究，他通过统计分析证实了猿线与唐氏综合征的关联。随后在20世纪50年代末，巴黎的一个研究团队发现了对应的基因型——21三体，即多出一条染色体。这是一项重大突破：长期隐藏的基因型（额外的染色体）终于显现，与早已可见的表型（猿线、le seul pli、vierfingerfurche）完全匹配。我们或许可以说，一个“隐匿的征兆”被揭开了。

我本以为这种“医学手相学”会就此消散、沦为过时之物，结果却大出所料。在染色体发现的重大突破之后的数十年里，巴黎与伦敦的顶尖遗传学家们仍在互通信件，附上手部纹路示意图，依然在绘制手掌上的三条（部分人只有两条）主纹路。

1959年21三体综合征遗传病因的发现发表后，遗传学家热罗姆·勒热纳致信莱昂内尔·彭罗斯，探讨掌纹问题。图片由作者提供

20世纪60年代，儿科医生发现了另一种值得关注的掌纹，将其命名为“悉尼线”，有时也称为“类猿线”。直到1990年，医生仍会通过超声在产前寻找、识别并分析猿线。一项研究显示，在7名有此纹路的胎儿中，4名无染色体异常，3名患有21三体综合征。即便在今天，全球一些最负盛名的研究医院仍会告知家长，新生儿科医生可能会检查宝宝的手掌，其中就包括查看“猿线”。

我们都知道，任意两点之间都能画出一条直线。但作为医学史研究者，我真的能从牛顿的《手相学：揭秘其中奥秘》，一路画到《超声医学杂志》中关于产前检测猿线的研究吗？前者的知识体系与我们如今对人体的认知相去甚远，那是一个认为木星与木星指之间存在“交感”联系的时代——天体宏观世界与人体微观世界相互呼应。但我逐渐意识到，这种看似充满魔力的手相术，其实是现代医生日常工作的古老版本：他们解读身体的征兆。

医学生通常会学到症状与体征的区别：症状是患者自身的感受，而体征是医生观察并解读的现象。特定的体征（皮疹、指甲颜色、黑斑、掌纹形态）对应特定的病症（麻疹、肝病、黑色素瘤、唐氏综合征）。因此，所有医生都接受过解读身体体征的基础训练。他们是医学符号学家，只是未必会这样定义自己。

所有医生都是医学符号学家，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身体体征解读者

令人惊讶的是，有些医生恰恰会这样定义自己。20世纪20年代，那位在圣母玛利亚手掌上发现猿线的伦敦医生弗朗西斯·克鲁克尚克，同时也深谙当代语言学的复杂性。当他思考部分同行与患者手上的猿线含义时，开始坚持认为医学迫切需要一套“符号理论”。1926年的一个冬夜，他在皇家内科医师学院就此发表演讲，却无法理解为何同行们先是翻白眼，后来干脆闭上眼睛，无聊地睡着了。他所建立的临床体征解读与抽象符号学之间的联系，对他们来说太过超前。从很多方面看，他说的是另一种“语言”，而他的文章发表在《意义的意义》（1923）这本专业书籍中——读者主要是语言哲学家与牛津剑桥的文化人类学家——这也没能说服他的医学界同行。他的演讲或许表达欠佳、定位不准，但事实是，这位研究手相的医生不仅在阐释猿线，更是在探讨日常临床工作的本质：人体体征如何被观察、命名并赋予意义。而猿线正是他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弗朗西斯·克鲁克尚克《我们中间的蒙古人》（1924）中跨物种的猿线示意图。如今这种冒犯性的医学术语已在1961年正式改为“唐氏综合征”。图片由作者提供

所有医生都是医学符号学家，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身体体征解读者。16世纪，帕拉塞尔苏斯在其手相术论著中宣称：“人类身上没有什么秘密是没有外在征兆的。”的确，医学史中可辨识出一整套“手部语言”。17世纪医生约翰·布尔沃在其颇具吸引力的著作《手的自然语言》（1644）中，阐述了手语的起源。他将手视为“第二张嘴”，认为它通过手势与符号进行交流的能力极强。在布尔沃看来，手而非嘴，能表达通用语言，是“最主要的雄辩工具”。两百年后，当时最伟大的解剖学家之一贝尔，也写道手具有“雄辩力”。又过了一个世纪，沃尔夫在《手势心理学》（1945）中探讨了能“说话”的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身体，将自己对灵长类手部的研究纳入了这一传统。

约翰·布尔沃在《手的自然语言》（1644）中奠定了手语的基础。图片由作者提供

如今，一些富有探索精神与想象力的医学院非常重视身体体征、语言与解读之间的联系，他们以“身体即文本”的理念教授体格检查。斯坦福大学的医学生被教导：“每位患者的身体都在讲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包含了患者社会与医疗状况的过去与现在。”布尔沃、贝尔、克鲁克尚克与沃尔夫或许还会加上“未来”：手部的体征不仅用于诊断，还能预测预后。斯坦福医学院将体格检查视为一种需要保留的传统技艺，不应被各种“透视”技术取代。这是解码表型的艺术、科学与语言。斯坦福将这种“身体即文本”的方法解释为对表型的解读，这完全正确。然而，当他们的临床医生教授这种“身体语言”时，或许并未意识到，解码身体体征的传统是多么悠久而卓越。

当已故的莫克的手掌第一次“伸向”我时——它远不止是一个幽灵——我陷入了文化定式，以为手掌只和手相学有关。但显然，手——包括指纹、手掌及其褶皱、纹路与形态——是纯粹的人体解剖结构，却被赋予了符号学与表型层面的意义。几个世纪以来，算命的手相师研究手掌以探寻未来与过去、健康与性格，而其他研究身体与心智的专家也在做同样的事：医生、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胚胎学家、解剖学家、内分泌学家、灵长类动物学家与体质人类学家。

从莫克那枚令人动容的掌印出发，我追溯了手部语言的前世今生，尤其让我感动的是，20世纪70年代，作为资深医学家的好奇遗传学家彭罗斯，自己也在研究手相学的历史——他辉煌职业生涯的最后出版物之一，就是发表在《柳叶刀》上的一篇关于指纹与手相学的文章。对我而言，莫克的掌印逐渐从“隐匿”状态中显现出来，不再神秘莫测，而是变得清晰可辨，成为一个被揭开的历史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