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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纪末的一个清晨，林肯主教休抵达赫特福德郡的切森特村。他刚到就被村民团团围住，众人恳请他去救治一位邻居。于是休翻身下马，来到那户人家，眼前的景象令人不安：一名男子被恶魔附身，"直挺挺躺着，脑袋被绑在柱子上，双手分别捆在地里固定的粗木桩上"。即便被牢牢束缚，他仍不断扭动身体，眼珠乱转、咬牙切齿，还伸着舌头。在休和围观村民看来，诊断结果一目了然：这位不幸的水手被恶魔缠上，唯有驱魔仪式才能治愈。仪式完成后，他"摆脱了恶魔的控制……此后虔诚度日数年，最终安详离世"。

在休的传记作者艾恩沙姆的亚当笔下，这段轶事值得记录，不仅因为它证明了这位未来圣徒拥有治愈能力，更凸显出他勇敢且富有同情心——与当地主教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仿佛被复仇女神追赶一般策马逃离"，根本不敢面对被附身的男子。但在我们眼中，这个充满恐惧、残忍与迷信的故事，恰恰概括了中世纪对待精神疾病的所有误区，以及当时医学在重症面前的无力。

然而，研究遥远的过去时，现实往往比想象复杂得多。受大量恶魔附身故事（尤其常见于圣徒生平与神迹记载）影响，我曾长期认为，祖先对心理健康的态度和体验与我们截然不同，他们对如今日益严峻的心理健康危机恐怕难以共情。但当我把目光从宗教文本转向中世纪的健康理念研究时，很快发现一些中世纪人谈论心理健康的方式，竟与我们十分相似。

这种相似性在医学文献中尤为明显。这些文献提出一套成熟观点：心理健康是健康生活方式的核心。根据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体液医学理论，健康源于四种体液（血液、黏液、黑胆汁、黄胆汁）的平衡。维持平衡的最佳方式，是精心管控六大"非自然因素"——这组直接影响人体的外部因素，既包含饮食、运动、睡眠等现代社会同样关注的内容，也涵盖情绪。

情绪因素在"养生指南"（中世纪晚期欧洲极为流行的健康生活指导手册）中占据重要地位。书中告诫人们，为了健康必须控制情绪。14世纪塞维利亚医生胡安·德·阿维农写道："想要保持健康的人，必须尽可能避免愤怒、烦躁和忧虑，因为这些情绪会严重损害身体。"同样，巴伐利亚医生阿诺德·冯·班贝格警告，情绪失调会打乱人的饮食习惯、运动规律与睡眠能力；不重视情绪调节的人，最终必然需要就医。而人们似乎也确实将身体不适归咎于精神困扰。例如1395年，意大利政治家兼羊毛商人尼科莱奥·马蒂尼高烧不退，他告诉朋友玛格丽塔·达蒂尼，这场病是因为"最近选举结果让他极度沮丧"引发的。

责任过重会致病，身居高位者风险尤甚

某些情绪对健康危害极大，可能引发突发疾病甚至死亡。恐惧的危险性尤为突出：12世纪中期起存放在里丁修道院的圣詹姆斯圣手，就曾创造过这样的神迹——埃塞克斯一位文书的女儿爱丽丝在耶稣受难日挤羊奶时撞见鬼魂，恐惧使她心脏周围的血液冻结，意识混乱导致短暂发狂，甚至扑进火里。愤怒会使身体燥热干枯，同样有损健康；15世纪中期的一本德国养生指南提到，长期愤怒会"迅速消耗身体，使人短命"，而一次暴怒就可能致命。有编年史家称，亨利一世的最终病因是与女儿争执，这位英格兰国王"被这些烦心事激怒，满心怨怼，有人说这正是他肠道发冷、最终丧命的根源"。

恐惧与愤怒通常是急性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但医学专家同样警告慢性情绪困扰的危害。我最喜欢的一幅中世纪插画，将心灵比作一张弯曲的弓：弓虽坚韧，却无法承受持续的张力，因此家庭矛盾不断"会缩短人的寿命"。正如我们如今担忧压力，中世纪人也意识到责任过重会致病，且身居高位的男性风险尤甚。13世纪初的一本英国行为手册中，贝克尔斯的丹尼尔写道，一位主人"活得像只辛劳的蚂蚁"；"迫在眉睫的烦恼啃噬着他的肠胃，压得他肩膀发沉"，他的头脑"始终被灾祸占据"。法国骑士让二世·勒曼格尔（约1366-1421，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布西科）的匿名传记作者，描述了他排得满满当当的日程，但同时指出："那些真心爱戴他、希望他长寿健康以承担公务的人……应当劝他不必事事较真，至少抽出一些时间休息和娱乐。"否则他必定会病倒。

类似地，我们往往以为中世纪修道院的生活安逸舒适，但不少修士却承受着难以忍受的压力。每次参观里沃修道院（如今是北约克郡国家公园内一处风景如画的废墟），我都会想起13世纪的修士马修。他写信给附近拜兰修道院的院长威廉抱怨，自己担任领唱人的职责让他病倒了："从脚底到头顶……我的骨头里没有一丝安宁"，还饱受胃痛和疲惫的折磨。他抱怨这份工作对一个老人来说太过繁重，坚信它会害死自己。马修的结局不得而知，但有些修士确实因过度劳累而精神崩溃。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亚历山大·德·兰利，最初就是因修道院的职责导致"胡言乱语、举止怪异"而病倒；后来他的工作量减少，却又因读书过度，"最终丧失了理智"。

还有些人被焦虑困扰。托斯卡纳商人弗朗切斯科·达蒂尼（约1335-1410）曾写道："命运注定，我从出生那天起，就从未拥有过完整的快乐日子。"他几乎事事操心，尤其担心生意和黑死病——黑死病在他一生中反复侵袭意大利，第一次爆发时他就成了孤儿。1395年，他告诉妻子玛格丽塔："我昨晚梦见一栋房子倒塌了，我的家人都在里面"；这让他想起一艘失联两个多月的船，"诸多烦心事让我心烦意乱，没疯掉简直是奇迹"。玛格丽塔自然也为他担忧，劝他为了健康放松心情：有一次他"忧心忡忡"，她问他"何必如此耿耿于怀，既伤身又伤神呢？"

达蒂尼的焦虑似乎因抑郁倾向而加剧，玛格丽塔也曾担忧："我最担心的是你看起来极度忧郁，却什么都不肯告诉我……"和现代抑郁症一样，中世纪的"忧郁症"主要特征是持续情绪低落、对日常生活失去兴趣，患者还可能"眼前出现可怕的黑影，比如修士、黑衣人、恶魔，仿佛要置自己于死地"。与达蒂尼同病相怜的还有葡萄牙国王杜阿尔特（1391-1438），他曾动情地详述自己与"忧郁体液"相伴一生的挣扎——这种症状首次出现时，他正值大瘟疫期间担任摄政王。修士群体再次被认为是高危人群，因为他们背负着诸多压力：长时间静默、频繁的宗教仪式、应酬繁多、不断收到朋友的坏消息，这些都使他们容易患上"倦怠症"，表现为"精神极度不安，在同伴中走动时如同行尸走肉"。

幸运的是，尽管中世纪没有现代精神药物或心理咨询师，但医学界对情绪健康与身心关联的兴趣日益浓厚，并以此为基础提供治疗方案。例如，忧郁症患者通常被认为是黑胆汁过多，导致大脑被迷雾笼罩，理性思维受阻。因此医生会通过排出多余体液、增加体热来解决根本的生理问题，可能使用肉桂、甘草等温热成分制成的糖浆，或是用热油按摩。

更普遍的是，中世纪人和我们一样，关注精神活性物质对心理健康的预防和治疗作用。藏红花被广泛认为能带来愉悦感——不过一本约1400年的威尔士食谱警告，"食用过量可能因快乐而死"；牛至和茴香也被认为有类似功效。此外，忧郁症患者可能会被建议吃鸵鸟肝——这个建议我实在难以接受，但或许愿意尝试宝石的所谓疗效。宾根的希尔德加德修女（1098-1179）写道："若被悲伤困扰，就凝视缟玛瑙，然后将它含在嘴里，内心的压抑便会消散。"她还建议，手握并观看绿柱石，或是将蓝宝石含在嘴里，能平息怒火。

但这些疗法结合生活方式改变时效果最佳，患者会被建议做些让自己开心的事——就像现代医生用"社会处方"鼓励人们参与有益健康的活动。当塔代奥·阿尔德罗蒂治疗费拉拉领主奥比佐二世（约1247-1293）时，这位领主已受忧郁和失眠困扰两年多，他开出的处方包括"散步……观赏令他愉悦的美景……聆听喜爱的歌曲与器乐……告知并承诺他能从盈利市场获得丰厚收益"。事实上，愉悦不仅是有效的治疗手段，更是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15世纪中期一本德国韵文体养生指南提醒读者的："悲伤的心常将人引向终点，快乐的心境却能让生命之花绽放。"几乎所有强烈情绪都会使身体干燥，唯有愉悦能滋润身体；它还能净化血液、提升智力、增加精力、改善气色，甚至让人更具吸引力。

一位患病修士被警告，为了健康，不要再读"描绘殉道或死亡的恐怖故事"

因此，医学专家鼓励所有人做些让自己开心、能分散注意力的事——他们的建议中，有很多至今仍是我（以及全球许多人）觉得有效的方法。与亲人相处是许多人的重要快乐来源，弗朗切斯科·达蒂尼就是如此，他与律师拉波·马泽伊的友谊对他至关重要，玛格丽塔曾写信给马泽伊："请给弗朗切斯科讲些笑话，慰藉他的忧郁。"和我们一样，中世纪人也常从宠物那里寻求陪伴。猫、狗和鸟类尤其受欢迎，不过1274-1283年间担任达勒姆主教的罗伯特·德·因苏拉养猴子"以缓解忧虑"，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十世（1221-1284）则有一只他"无比疼爱、随身携带、悉心照料"的雪貂。

近期研究表明，经常接触艺术能改善身心健康，中世纪人也相信文化有益健康。例如，阅读被普遍认为是健康活动，但关键是要选择内容轻松的书籍；一位患病修士就被警告，为了健康，不要再读"描绘殉道或死亡的恐怖故事"。（作为一个热衷阅读、尤其喜欢我妹妹口中"悲伤文学"的人，这条建议让我有点被冒犯到。）

许多养生指南还推崇音乐的益处，音乐常被用来慰藉身处困境的人。14世纪90年代，博洛尼亚一位知名律师的儿子因"恶性重病"濒临死亡，市政府派来一位资深乐师兼说书人陪伴他，解释道："持续忧虑会耗尽人的元气，最好的补救办法就是尽可能多听故事和音乐。"大约同一时期，他们为一位名叫塞尔吉奥·德·波罗的医生颁发安全通行证，他用音乐"安抚人心，让虚弱疲惫的心灵重归宁静与喜悦"。

走出家门也被认为对身心健康大有裨益，抑郁的修士会被鼓励长时间散步，富裕的修道院通常会在乡间购置房屋，让疲惫的修士"换换空气和环境，调养身心"。中世纪人热衷于花园的健康功效：花园能提供感官刺激（绿草、芬芳的花朵、潺潺的水景），还能让人锻炼身体、放松心情。弗朗切斯科·达蒂尼在故乡普拉托建房子时，特意打造了一个大花园，"种满橙子、玫瑰、紫罗兰和其他美丽的花卉"——尽管后来他觉得这是"一大蠢事"，因为建农场能赚更多钱，但显然这个花园给了他不少快乐。还有人喜欢在花园劳作：人文主义学者巴尔托洛梅奥·普拉蒂纳（1421-1481）就特别享受除草和修剪枝叶的过程。

普拉蒂纳认为，园艺能在锻炼身体的同时放松心灵，而运动是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养生指南有时会推荐举重、爬楼梯等室内运动，但大多数专家认为，最佳运动方式是在户外进行，比如散步。作为一个热爱散步的人，我完全同意15世纪伦敦医学作家约翰·米尔菲尔德的观点：户外运动不仅有益身体，也有益灵魂与心灵，"因为人能呼吸新鲜空气，乐于眺望四方，仰望天空、大海与翠绿的风景；因此会不由自主地称颂、赞美、荣耀上帝。所以运动有益……它让人与造物主相连。"

米尔菲尔德将户外运动描述为能带来身体、心理与精神三重益处，这反映了当时普遍的观念：身、心、灵的健康相互交织，宗教信仰能改善情绪，带来与世俗乐趣相同的健康益处。因此，医学文献将虔诚视为有益健康的品质。13世纪晚期的一本奥克西坦语养生指南，将"愉悦地祈祷"列为延年益寿的活动之一；修士诗人约翰·利德盖特（约1370-约1451）撰写的畅销《养生法》，在告诫人们调节情绪的同时，也探讨了道德行为与定期宗教活动的重要性（例如，人起床后"应当敬拜上帝"）。

显然，宗教信仰帮助许多中世纪人度过了难关。杜阿尔特国王认为自己的忧郁症是上帝的旨意，因此尽管他咨询过医生、调整过生活方式（包括改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增加睡眠），但他发现，通过施舍、忏悔、领圣餐等虔诚行为敬拜上帝与圣母玛利亚，才是最有效的慰藉。佛罗伦萨羊毛商人乔瓦尼·迪·保罗·莫雷利在长子去世后，被悲伤与愧疚折磨——他在回忆录中提及的丧子之痛，是我读过最令人心碎的内容之一。儿子去世一周年时，他尤其痛苦，噩梦让他"几乎绝望到想结束一切苦难"，但信仰拯救了他。

关注心理健康始终重要，有时甚至关乎生存。黑死病首次爆发时，许多人认为消极心态会让人更易感染：法国医生沙兰·德·维瓦里奥指出，很多人因听到丧钟声、传播恐怖流言而产生恐惧与臆想，最终染病身亡。不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能提供一定保护，因此人们被鼓励保持乐观——就像新冠疫情封锁期间我们被建议的那样。博洛尼亚教授托马索·德尔·加尔博（约1305-1370）提出，"瘟疫时期"创造愉悦感的最佳方式包括：与快乐无忧的人相处、在花园放松、享受音乐与故事。

面对大规模死亡时保持积极心态对所有人都有益，但在非瘟疫时期，情绪健康对特定群体尤为重要。例如，孕妇被警告"愤怒、悲伤、恐惧等情绪"可能导致胎儿死亡，雷鸣等突发惊吓也有同样风险。因此，多次流产的女性有时会被诊断为忧郁症，医生似乎认为她们的心理状态既是不孕的原因，也是结果。帕多瓦一位名叫伊丽莎白的女性被告知，她反复流产可能是因为过度愤怒或悲伤，导致精气离开子宫，使子宫过冷；只有改善心理状态，她才能顺利生下孩子。为避免这种创伤，孕妇被敦促"与上帝同行，保持快乐"。

"心智锻炼能极大增强其力量，许多人仅凭愉悦就能治愈疾病"

中世纪人也清楚晚年可能面临的心理挑战，包括记忆力衰退。11世纪安达卢西亚诗人塞缪尔·伊本·纳赫里拉指出，活到90岁的人必然"头脑混乱，不分左右"；未来的教皇英诺森三世（1160-1216）则称，老年人"易怒难安、喜怒无常、爱争论"，还倾向于"赞美过去，厌恶当下"。最严重的情况下，人可能丧失日常活动能力：1420-1455年间担任埃克塞特主教的埃德蒙·莱西，从1440年代末起不得不委托他人处理大部分主教事务，当时埃克塞特市长评价这位年迈的主教"对这件事的理解，还不如墙上挂毯里的画像"。

医学作家加布里埃莱·泽尔比在其著作《老年养生法》（1489年）中解释，这些衰老相关问题有合理的生理原因。他指出，老年人健忘通常是因为"体内寒冷干燥占主导"，精气变得浓稠迟缓，导致思维迟钝、异想天开、情绪低落。但幸运的是，和年轻人一样，老年人也能从适度的愉悦中获益，这既能改善心理健康，又能减轻疼痛与疲惫；音乐对他们尤其有益，其对心灵与精气的作用，堪比药物对身体的作用。泽尔比还称："心智锻炼能极大增强其力量，许多人仅凭愉悦就能治愈疾病"，交谈、讲故事、做数学题都有助于保持衰老大脑的活跃。此外，许多老年人仍在工作——多数是出于必要，但也有一些人认为工作对自己有益。诗人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就无视朋友让他少干活的劝告，坚持认为研究学问对他来说是极大的乐趣，"当我开始休息、变得迟钝时，我的生命也就快结束了"。

彼特拉克去世六个多世纪后，曾困扰他和同时代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如今依然存在：每年数百万人受精神疾病影响，数十万人因此丧生。除了巨大的个人代价，这场"流行病"也给社会带来重大挑战，使本已不堪重负的医疗服务与经济承受更大压力。因此，让所有患者都能获得最佳治疗至关重要，但对全球许多人来说，治疗费用高得令人望而却步。还有人对我们当前的治疗方式存疑，指出广泛使用的精神药物存在副作用（且可能主要是安慰剂效应），过度使用诊断标签有时弊大于利。

那么，我们能从中世纪的心理健康方法中学到什么，来改善当下的状况呢？诚然，许多疗法——比如驱魔、过量食用藏红花、吃鸵鸟肝——我们大可不必重拾。但我认为，我们应当效仿祖先对预防医学的重视，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应聚焦于能增强心理韧性的人际联结与活动。此外，以整体视角看待心理健康，将其视为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孤立问题，也显然有益。不过，从弗朗切斯科·达蒂尼、杜阿尔特国王以及其他许多饱受心理困扰的中世纪人身上，我们能学到的最重要一课或许是：焦虑、抑郁等问题并非现代产物，而是人类永恒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