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ed's News
← 返回精选

伊斯兰博学者的多重志趣与跨学科传统

History 52 Mariam Sabri 2026/9/11 3457 字 原文 ↗

聆听本文

(时长23分钟)

这学期,我给学生介绍四位塑造了伊斯兰科学的博学家:比鲁尼(al-Biruni)、海什木(Alhazen)、伊本·西那(Avicenna)和花剌子密(al-Khwarizmi)。四人境遇天差地别:有人凭著述摆脱困顿,有人遭软禁长达十年,有人将一个时代的医学知识凝练成一部统治欧洲大学500年的典籍,还有一位效力于当时规模最大的研究机构。但他们骨子里秉持着同一种本能:自由穿梭于数学、医学、天文学、哲学与诗歌之间,用一个学科的视角检验另一个学科的假设。我在巴基斯坦授课,这里的学生热衷于谈论"颠覆"和"就业能力",却鲜少关注知识的广度。我想让他们从这四个人的人生中明白:这种广博的视野并非太平年代的奢侈品,恰恰是它催生了科学史上一些最具生命力的突破。

在文科教育领域耕耘15年后,我坚信,以希腊化时代的风格重新整合各学科,能为教育指明方向。我并非肤浅地倡导"跨学科",而是呼吁一种更具体的理念:复兴曾在伊斯兰世界蓬勃发展的博学风范。与其通过强制开设创业和应用方法课程来盲目追捧颠覆性创新,我们应当提供一种全然不同的学习模式——重新定义学习的方式与目的,尤其是当我的学生带着极度功利的职业心态进入大学时。

"博识"(polymathy)一词本身就体现了对多个(poly)知识领域(mathy)的融会贯通。在这个被战争、气候灾难与不公撕裂的世界里,博识能让人暂得喘息、沉心思考。它源自伊斯兰世界本土的智慧传统,而非全球北方(指发达国家)的强加。如今,博识能调动不同的思维方式,应对政治、经济与环境问题。当学生越来越少阅读经典、越来越担忧就业时,博识所代表的广阔视野,能为他们指明一条有意义的前行之路。这便是伟大伊斯兰博学家们留下的启示。

开篇介绍的比鲁尼,其人生能让学生深刻理解科学的人文维度。他于公元973年左右出生在中亚城市花剌子模,成长过程中机会寥寥,但这并未束缚他——比鲁尼主动寻求教育。遵循伊斯兰博学家的经典传统,他研习伊斯兰教法、语法、神学,以及天文学、数学和历史。在他的一生中,匮乏从未成为阻碍。事实上,匮乏会让人更加珍惜手头能获取的一切知识——这是文科学习者的重要一课。

这种应变能力推动比鲁尼在专业领域做出了关键贡献。职业生涯初期,他几乎没有机会接触科学仪器,但他并未气馁,仅凭几本旧手册和有限资源,自学制作仪器。比鲁尼的巧思还让他敢于挑战权威。例如,天文学家胡坚迪(al-Khujandi)曾打造了一座巨型六分仪,用以测量地轴倾角(即地轴与轨道平面的夹角),但得出的数值在比鲁尼看来偏低。凭借自制六分仪的经验,他找到了问题所在:胡坚迪的六分仪因自重下垂,导致测量结果失真。正是迫使比鲁尼自制仪器的匮乏,让他能发现资源远胜于己的同行所犯的错误。比鲁尼自己的测量结果记录在《各地坐标测定与两地距离精确测量》一书中,得到了同时代及后世科学家的广泛认可。

若不是被迫游历南亚与西亚,比鲁尼永远不会得出这一关键结论

比鲁尼的晚年与学术成就,与伽色尼王朝苏丹马哈茂德(998年至1030年在位)密切相关。马哈茂德是一位杰出的军事领袖,据称从未打过败仗,他大幅扩张了原本根基不稳的帝国,比鲁尼的故乡花剌子模也被其征服。不久后,比鲁尼被迫进入马哈茂德的宫廷任职,在苏丹的命令下游历了中亚、印度与阿拉伯地区。这些经历对他的学术贡献和研究方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写有阿拉伯文的古手稿,两页纸上绘有圆形与线条构成的天文图表

出自比鲁尼11世纪著作《星盘构造法全编》,图片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提供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宫廷的任职让比鲁尼有机会翻越山地、穿越海岸,并学习印度、波斯与阿拉伯的天文传统。他测量地球半径的开创性方法,就源于一次旅程:在旁遮普的南丹纳堡,他爬上一座山丘,测量地平线的俯角,最终算出的地球半径精度惊人(换算为现代单位约为3928.77英里)。

当时大多数天文学家都信奉地心说,比鲁尼却曾试探性地思考日心说——尽管并未将这一理论正式融入自己的其他研究(这比哥白尼早了约500年)。此外,游历沿海地区与阿拉伯沙漠的经历,让他理解了峡谷的形成与沙子的成分。他观察到:"随着时间推移,沧海变为桑田,桑田又变回沧海。"若不是离开中亚、被迫游历南亚与西亚,他永远不会得出这一关键结论。比鲁尼的人生告诉今天的学生:匮乏与困境未必是阻碍,它们也能成为创新的源泉。

创造力既可能来自意料之外的局限,也可能来自未曾设想的机遇。第二位博学家海什木的人生与成就,印证了创造力如何在约束条件下产生,尤其是在囚禁状态中。贫困与囚禁都能激发创造力,但二者性质截然不同:前者关乎资源匮乏,后者关乎行动受限。匮乏不影响出行,而囚禁——如今在压迫性政府统治下的学生也常遭遇这种不幸——会让人彻底与外界隔绝,失去接触无限可能的机会。这正是比鲁尼与海什木的境遇差异。

海什木(又称伊本·海赛姆,Ibn al-Haytham)是光学领域的重要学者,约965年出生于巴士拉(今伊拉克境内)。当时的巴士拉学术氛围浓厚,催生了大量科学与文学成果:阿拉伯语法研究在此发轫,贾希兹(al-Jahiz)的研究涵盖动物学到神学;秘密学术团体"精诚兄弟会"(Ikhwan al-Safa)编纂了一部鸿篇巨制的百科全书,将数学、音乐与形而上学融为一体。这种包容开放、书香浓厚的文化塑造了海什木。

早年的海什木因在工程领域的创举声名鹊起,而最轰动的是他大胆提议在尼罗河上修建水坝以调节水流。统治开罗的法蒂玛王朝哈里发哈基姆得知了他的计划。哈基姆在历史上被称为"疯哈里发",性格乖戾、报复心强,曾迫害宗教少数群体,还下令处死开罗所有的狗(显然是被狗吠惹恼了)。海什木抵达埃及后沮丧地发现,尼罗河远非想象中那么容易掌控,他的水坝计划完全不可行。他担心失败会触怒这位暴君,于是佯装疯癫。这一招奏效了:他逃过一死,却被软禁,直到哈基姆去世才重获自由。

海什木是最早提出"视觉源于光线进入眼睛,而非眼睛发射光线"的学者之一

海什木被软禁了十年。困居家中的他,凭借对学术的热爱,在《光学之书》(Kitab al-Manazir)中提出了开创性的视觉理论。受软禁的限制,他花了大量时间制作、调试仪器,以此研究光的特性。渊博的知识是他囚禁期间唯一的资源。作为博学家,海什木融合了几何学、天文学、光学与工程学知识:他用数学方程解释光的原理,通过研究恒星等天文现象阐释亮度理论,还利用暗箱(camera obscura)的工程原理模拟眼睛的功能。

木刻版画:海边的古城,海面有船只,天空挂着彩虹,岸上有人群,阳光洒落

出自海什木1572年著作《光学宝库》,图片由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提供

他最具影响力的贡献,至今仍是光学的基石。海什木是最早提出"视觉源于光线进入眼睛,而非眼睛发射光线"的学者之一,这便是他的"入射线理论"。这一观点与托勒密、欧几里得、盖伦等先贤的"发射说"相悖——后者认为眼睛会发射光线照射到物体上,从而产生视觉。海什木反驳道,这与天文学常识矛盾:如果眼睛必须先发射光线才能看见东西,那么我们一睁开眼就能看到遥远恒星的现象便无法解释。

入射线理论的提出,彰显了他另一项关键能力:批判性思维。他的著作证明,伊斯兰博学家并非只是吸收、翻译或复制希腊知识,而是会加以批判与创新。若不是在囚禁条件下批判希腊科学,结合光学、天文学、数学知识并通过暗箱实验加以验证,他绝不会提出入射线理论。

多数人认为入射线理论是海什木学术成就的巅峰,但实际上,他的博识还开创了光学与心理学的新关联。正如神经科学家查尔斯·G·格罗斯(Charles G Gross)在文章中指出的,海什木"最早认识到眼球运动对感知的关键作用",而这正是我们构建视觉世界意识的基础。海什木意识到,眼睛接收光线只是感知过程的第一步。他的光学理论解释了光线如何到达眼睛,但强调这仅仅是开始——要将原始的感官刺激转化为有意识的感知,还需要无意识推理、记忆与对比。这一观点极具前瞻性,直到19世纪才在西方被提出;若海什木局限于单一学科,绝不可能有此发现。

无论学生立志成为学者还是企业家,都需要主动寻求多元体验,而非预设结果。海什木在约束条件下展现的创造力与批判性思维,让他取得了至今仍被铭记的非凡成就。

伊斯兰世界最知名的博学家或许非伊本·西那莫属,他活跃于997年至1037年。这位出生于中亚布哈拉的名医与哲学家是个神童,年纪轻轻就能掌握复杂的文本与概念。如今人们常提及他在医学上的贡献,但他最核心的成就其实是对科学方法的发展。和海什木一样,伊本·西那能流畅地在观察与实验、归纳与演绎之间切换,这让他在医学、哲学领域取得突破,还在心理学与地质学方面留下了鲜为人知的成果。

伊本·西那的代表作《医典》(Al-Qanun fi al-Tibb),试图将当时希腊、波斯与印度的全部医学知识,浓缩成一部系统的参考典籍。该书约于1025年完成,分为五卷:生理学与疾病的一般原理;约800种药物的字母目录;按身体部位从头到脚分类的疾病;发烧等全身性病症;以及包含约650种复方药剂的处方集。但《医典》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方法:伊本·西那制定了测试新药效果的规则,实际上早于"临床试验"这个术语数百年,就阐述了这一理念。12世纪《医典》被译成拉丁文后,成为欧洲大学的标准医学教材,沿用了500多年。伊本·西那的天才不仅在于这一成就本身,还在于我们如今所说的"科学传播"——他的文字清晰易懂,还擅长用富有感染力的诗歌表达。

遇到逻辑难题时,伊本·西那会前往清真寺祈祷,直到思路清晰、难题得解

在古典时代,诗歌其实是传播科学知识的重要教学工具。押韵与格律能让内容更易记诵。伊本·西那的《医学诗歌》(Al-Urjuzah fi al-Tibb)提炼了《医典》的核心内容,方便医生随时查阅其中的建议与见解。以下是黑文·C·克鲁格(Haven C Krueger)1963年译本中的诗句,生动描绘了疾病的症状:

症状需通过特定时刻的身体检查获取。 有些可见,如黄疸与水肿; 有些可闻,如腹水患者腹部的咕噜声; 有些可嗅,如化脓溃疡的恶臭; 有些可尝,如口中的酸味; 有些可触,如癌症肿块的坚硬!

伊本·西那的贡献远不止医学发现与创新,他对科学方法的发展同样具有开创性。遇到逻辑难题时,他会借助神秘主义的方法:前往清真寺祈祷,直到思路不再混沌,难题迎刃而解。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如今冥想对理清思路的作用。科学家们如今发现,换个环境、调整节奏能给研究者带来奇效。与普遍认知相反,正念并非解决老问题的新方法,而是从诸多精神传统中传承而来的智慧,只是被包装成了易于接受的世俗形式。从佛陀到伊本·西那,了解正念的历史用途,能让这一实践摆脱硅谷赋予的"颠覆性手段"光环,回归其作为创新辅助方法的古老本质。

古老的解剖学插图,泛黄的纸张上绘有人体内部器官与血管,旁有手写注释

出自伊本·西那《医典》,图片由伦敦韦尔科姆图书馆提供

每当我在科学史课上布置伊本·西那的自传,学生们都会被一个简单的事实震撼:宗教与科学并非总是对立的,而如今的教育却常让学生产生这种不符合历史的认知。伊本·西那遇到难题时便去祈祷,就是最好的例子:对他而言,理性受阻时求助于清真寺,并非放弃严谨思考,而是思考的延伸——因为祈祷与逻辑探究的目标一致,都是为了掌握艰深的真理。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学生们惊讶地发现历史上的科学家有宗教信仰,却并未对他们的信仰体系做出价值判断。这类科学家还包括相对近代的人物,比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阿卜杜勒·萨拉姆(Abdus Salam),这位巴基斯坦科学家公开表明自己的穆斯林身份,并不认为信仰与研究之间存在矛盾。

此外,并非只有伊本·西那善于用优美的语言解释科学概念。修辞学是希腊与伊斯兰传统中的核心文科科目,大多数学者都精通此道。这一传统延续到了20世纪,阿卜杜勒·萨拉姆就是例证——他一生热爱乌尔都语、波斯语、旁遮普语与英语诗歌,同事们说他讲授粒子物理时言辞优美,让这门学科听起来像文学。对伊本·西那与萨拉姆而言,生动的语言并非科学内容的装饰,而是思考过程的一部分,也是让观点深入人心的关键。在如今的文科课堂上,向学生强调有效且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至关重要。写作并非可被AI取代的孤立技能,而是未来科学与创业领域领导者沟通与认知的基础。伊本·西那的人生与遗产,证明了方法的多元性与出色的科学传播能力的价值——而如今,由于学科专业化与狭隘的职业教育,这些特质正逐渐消失。

最后一位博学家花剌子密,对伊斯兰世界乃至全球的文科课程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作为代数之父与"算法"(algorithm)一词的词源,他的研究表明:理论源于对实际问题的探索,抽象思维能解决现实挑战。花剌子密约于780年出生在中亚,后来成为伊斯兰科学的领军人物。他是巴格达"智慧宫"(Bayt al-Hikmah)的核心学者——这座机构当时是伊斯兰世界规模最大的学术研究中心。他精通数学、天文学与地理学,其研究直接回应了阿拔斯王朝治理与行政中的实际问题。

他在代数论著《还原与对消计算概要》(Kitab al-Mukhtasar fi Hisab al-Jabr wa al-Muqabala)的序言中写道,这本书是一本实用手册,"专注于代数计算中精妙且重要的部分,人们在处理遗产分配、遗赠、财产分割、诉讼、贸易,以及测量、挖运河、几何计算等各类事务时,都会用到这些知识。"对阿拔斯王朝的有效统治而言,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应用。尽管代数具有抽象魅力,但它从不是脱离现实需求的纯理论学科。

花剌子密的代数,脱胎于遗产纠纷、土地测量、运河挖掘等实际问题

花剌子密最为人熟知的是创立了代数,但他的研究还延伸到天文学与地理学领域。他为哈里发马蒙(813年至833年在位)撰写了《印度历算书》(Zij al-Sindhind),这是一套天文表,记录了太阳、月球与当时已知五大行星的运行轨迹,改编自传入巴格达的印度天文资料。表中还包含不同时段的影长计算,这对确定祈祷时间与校准日晷至关重要。后来,在《地形志》(Kitab Surat al-Ard)中,他转向地理学研究,修正并扩充了托勒密绘制的古老世界地图,标注了2402个地点的坐标。贯穿花剌子密数学、天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主线是"精准":他坚持测量、制表与修正,而非简单继承已有知识。

古手稿,两页泛黄纸张上写有阿拉伯文,并用黑红两色墨水绘制图表

出自花剌子密代数论著《还原与对消计算概要》,图片由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提供

我在课堂上发现,理论常常是学生的障碍,尤其是来自偏远地区的学生——他们擅长应用知识,却对抽象思维感到陌生。巴基斯坦主流学校教育推崇死记硬背,而非批判性或抽象思维,因此学生常觉得理论无用且难以理解。但花剌子密的人生证明并非如此:他的代数脱胎于遗产纠纷、土地测量、运河挖掘等实际问题,但其价值远超这些具体场景,成为一种足够灵活的方法,能解决9世纪官员无法想象的各类问题。换句话说,理论并非实践的对立面,而是实践被归纳总结后的产物。这正是如今文科课堂需要重视的一课——太多时候,我们将抽象思维视为奢侈品,而非必备技能。

这些博学家的人生让我们明白:约束能催生创造力与创新。比鲁尼与海什木的例子尤其能说明这一点,尽管二人面临的约束性质不同:匮乏让比鲁尼自制仪器,囚禁让海什木转向内心,思考视觉与心理学的关联。而伊本·西那与花剌子密的博识,则源于机构资助与宫廷变局——这既给了他们跨学科研究的空间,也让他们有理由将医学、哲学、数学、天文学与地理学融会贯通,把希腊、波斯与印度传统整合为新的体系。

四人的共同点,不在于各自遇到的具体约束或机遇,而在于他们如何应对:没有任何人让单一学科限制自己的思维。批判精神是他们打破边界的核心,正如海什木反驳发射说、提出入射线理论所展现的:博学家不会盲目继承已有知识,而是会加以审视。理论与实践也绝非对立,伊本·西那的临床方法与花剌子密以精准为核心的数学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严谨与抽象,和知识广度一样,都是文科教育的基石。最终,他们的人生都体现了多元文化交流的价值——正是多元的资助体系让这种交流成为可能。博识从不是闭门造车的结果,而是不同传统相互碰撞的产物。

这一课对我在巴基斯坦的学生至关重要:他们未来将在一个被AI、气候危机与政治动荡重塑的世界中打拼,这些变局的复杂性远非单一学科所能应对。既然比鲁尼、海什木、伊本·西那与花剌子密能将匮乏、囚禁、资助与动荡转化为新的认知方式,那么广博的视野,就是应对未来艰巨挑战的必要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