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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历史学家都清楚，历史的绝大部分已湮没无闻。我们无从知晓过去大多数人的所思所为，连他们的名字都未曾留下。那么，我们究竟掌握了多少历史真相？是10%，1%，还是0.1%？或许更值得深思的是：我们并非对所有历史领域都保有同等比例的记录——有些领域可能留存了10%，另一些领域或许只有0.1%，甚至完全是空白。

这种历史遗存的不均衡性，实则是对精英阶层的“偏袒”，在艺术（或学者所称的“物质文化”，日常语境里的“物件”）领域尤为明显。总体而言，能留存至今的古代物件，大多曾属于富人。

我早在2014年就直面过这种历史证据的“幸存者偏差”问题。当时我参与策划大英博物馆的明初中国主题展，馆方明确要求展现当时“普通人”的生活。我们竭尽全力寻找曾数以亿计的农具，却连一把铁锹、一张犁都找不到，更不用说使用者的蓑衣、布鞋了。相比之下，寻觅贵族女子的金簪、珠钗，乃至帝王后妃的御用器物，反倒容易得多。

明朝统治中国近三百年（1368-1644），是当时世界上疆域最辽阔、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16世纪时，明朝人口约1.5亿（学者对具体数字和统计依据尚存争议），超过欧洲总人口之和；疆域远超同期任何欧洲国家，唯有印度莫卧儿帝国、横跨中东、北非与巴尔干的奥斯曼帝国能与之匹敌。明朝的诸多城市人口，更是远超欧洲各国首都。

和历史上多数帝国一样，明朝诞生于战乱与动荡之中。开国皇帝朱元璋（1328-1398）出身非凡：他幼年时，中国正处于蒙古人统治下，都城就在如今的北京——蒙古统治者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约1155-1227）及其孙子忽必烈（1215-1294）的后裔。朱元璋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父母去世后曾入佛门为僧。彼时蒙古政权已摇摇欲坠，各地起义频发，统治阶层内部也争斗不断。

1352年，朱元璋离开寺院投身军旅，从普通士卒逐步崛起，最终成为一方统帅，与其他势力角逐天下，试图推翻蒙古统治。历经数十年战乱，这位出身社会底层的传奇人物最终胜出，于1368年建立明朝，将蒙古统治者逐回他们发源的北方草原。

朱元璋借联姻巩固势力

朱元璋曾痛斥蒙古人为“未开化的外人”，“浑身羊膻味”是他常用的贬损之语。但在构建新政权时，他也借鉴了不少蒙古的治国方略。他将都城定在经济最发达的长江流域，也就是如今的南京。此时的朱元璋不仅坐拥庞大帝国，还拥有一个人口众多的皇室家族。中国自古是一夫多妻制社会，有权势者可拥有多位配偶，而朱元璋的后宫规模更是近乎空前：除一位正宫皇后外，他还有约20位妃嫔。英文里的“concubines”一词易让人觉得这些女性地位不合法，但在当时的中国并非如此。这些妃嫔为他生下26个儿子（其中24人成年）、16个长大成人并成婚的女儿，另有不少子女夭折，未载入史册。

在这个父权社会中，皇帝的所有子女皆为嫡出，无论其生母地位如何。因此，中世纪欧洲王室因非婚生子女继承权引发的纷争，在明朝从未出现。朱元璋通过子女联姻，巩固了与麾下将领、辅佐朝政的文臣精英之间的同盟。儿子成年后，便被派离京城，各自统领军队，成为护卫都城的“藩篱”。朱元璋的几个儿子在战场上屡立战功，一方面彻底肃清蒙古残余势力，另一方面平定其他觊觎皇位的竞争者。

1398年，朱元璋驾崩，享年69岁。因长子朱标（1355-1392）早逝六年，皇位传给了朱标的长子、朱元璋的孙子朱允炆（1377-1402）。这位明朝第二位皇帝与杀伐果断的祖父截然不同，成长环境更侧重文治而非武功。然而，手握兵权的诸位皇叔让建文帝的地位岌岌可危。建文帝试图削藩，引发朱元璋在世儿子中最年长、军事能力最强的朱棣起兵反叛。这场持续数年的内战双方兵力悬殊不大，如同英国的玫瑰战争，最终朱棣于1402年攻破南京，朱允炆在皇宫大火中失踪。朱棣随后展开血腥清算，将建文帝亲信大臣的家族赶尽杀绝。此后直至明朝灭亡，所有皇帝均为朱棣后裔。朱棣在位期间的年号为“永乐”（意为“永久安乐”），这一称号颇具讽刺意味，后世史学界通常称他为“永乐帝”。他将都城迁至自己的势力范围——如今的北京，宣称自己开启了明朝的“二次建国”。

遥不可及的皇权

明史专家一直在争论，明朝政府对普通百姓生活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当时中国广袤的乡村生活着数以亿计的农民，他们以自给自足的农业为生，随时可能遭遇天灾。而整个帝国的官员（“文官”）仅有2.5万人，且大多集中在京城。按6000:1的比例推算，多数农民或许一生都未曾见过官员。中国谚语“天高皇帝远”，恰如其分地描绘了皇权在多数无名百姓生活中的遥远感——他们甚至可能不知道自己身处“明朝”。

但对居于权力核心的皇室家族而言，情况截然不同。我们理应知晓他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不是吗？我对此却心存疑虑。撰写皇室家族史的经历，让我重新审视我们对明朝的认知，以及这些认知的来源。浩如烟海的明代文献，引发了关于如何认知历史的重要思考，这与当下我们对信息验证和真实性的关切不谋而合。研究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历史学家都会逐渐意识到：史料所反映的，或许更多是其撰写时代的特征，以及研究者所处时代的关注点和立场，而非史料本身所记录的历史。明朝也不例外。

《明史》：隔代撰写的官方记录

研究明史的学者，首先会查阅一套28册的巨著——《明史》。它是中国“正史”系列的最后一部，这种史书体裁始于两千多年前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87年）撰写的《史记》。《史记》出自一人之手，而此后的正史均由团队编纂。《明史》成书于1736年，编纂者是接替明朝的清朝满族皇帝麾下的学者。他们沿用了传统体例，全书分为三部分：一是历代皇帝的编年大事记；二是关于经济、军事制度等重要议题的专题论述；三是数量最多的部分——明代人物传记。

除少数皇室女性（皇帝的后妃、女儿）传记外，其余均为男性传记。阅读《明史》时需谨记，它并非同时代记录，甚至与所描述的事件和人物相隔甚远：成书时间距明朝开国的1368年已逾350年，距明朝灭亡、清朝建立也近百年。编纂者们治学严谨，《明史》堪称中国文学与史学的双重巨著，但他们并非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甚至连间接经历都算不上。

《明实录》：看似不可挑战的权威记录

比《明史》体量更庞大的是《明实录》。每位皇帝驾崩后，都会有一组历史学家依据当朝原始资料，逐日编纂其在位期间的官方记录，随后将原始资料全部焚毁，使每一部《实录》成为基本不可质疑的权威版本。每部《实录》需经在位皇帝（大多为先帝之子）批准，因此没有哪位明朝皇帝能读到自己的《实录》——这本是后世评判其统治的核心依据。最初，《实录》是严格管控的内部文献，仅在最高层宫廷流通，并未刊印。但到明末（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手抄本开始在文人精英中流传，一套《明实录》成为富人藏书阁中的珍品。中国有句谚语“史笔如铁”，既指对史学家刚正不阿的期许，也暗示历史记录一旦形成便不可更改——至少理论上是如此。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皇室称谓的规矩

皇帝的本名（如朱元璋的“元璋”）是绝对禁忌，普通人不得提及。皇帝在世时，人们称其为“上”或“皇上”。他在位的年份会被赋予一个取自儒家经典的年号，如“洪武”（意为“宏大武功”）、“建文”（意为“建立文治”）、“永乐”（意为“永久安乐”）。年号并非皇帝的名字，但如今人们常习惯以年号称呼皇帝，比如称朱元璋为“洪武皇帝”。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例如我们如今所说的1403年，在明朝是“永乐元年”，1404年则是“永乐二年”，依此类推。

皇帝驾崩后会获得庙号，这也是后世史学界对他的称呼。人们日常提及已故皇帝时也会用庙号，同时庙号还是皇帝作为祖先在皇家祭祀仪式中的称谓。当时的中国人相信，祖先对现世仍有影响力（即便去世，仍是皇室成员），是沟通凡人与至高无上“天”的重要渠道。因此朱元璋驾崩后，庙号为“太祖”——这是中国历史上多位开国皇帝都曾使用的称号。他的《实录》便名为《太祖实录》。

被篡改的历史

朱元璋去世后，孙子朱允炆被废黜，儿子朱棣篡位登基，这段充满暴力的历史使得《太祖实录》历经三次修订、耗时16年，才于1418年得到永乐帝的认可。如今我们看到的只有这一版本，此前的版本均被销毁。想必不少皇室成员都清楚，这份官方认可的记录与他们亲身经历的过往存在诸多出入。例如，《太祖实录》开篇就详细罗列了朱元璋的家谱，称他是颛顼（公元前2513-前2435年）的直系后裔，而颛顼是被视为华夏始祖的黄帝（公元前2698-前2598年）之孙。

这并非因为颛顼和黄帝是我们如今所说的“神话人物”。朱元璋生前常强调自己出身卑微，是凭借“天命”从底层一步步登上皇位的，他对此颇为自豪，也时常提及。因此，《太祖实录》开篇就用一个荒诞的断言，颠覆了自身作为权威文本的可信度。或许，拥有公然篡改历史并让公众接受的权力，才是真正权威的标志——至于人们是否真的相信，则是另一回事。

更极端的是，被推翻的建文帝在位的四年（“建文”年号）被直接从历史中抹去，洪武年号被延长四年，从原本的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驾崩之年）延续至洪武三十五年。巧合的是，我们现存极少的明初土地契约中，有一份标注的年份是“建文二年”。不难想象，当他们签约的年份突然“不复存在”时，这两位普通当事人会作何感想。不过，建文年号并未从文人的记忆中消失。随着明朝延续，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承认建文年号的存在，为那些在永乐帝夺权时惨遭杀害的“殉难者”平反。最终朝廷不得不妥协，看来“史笔如铁”也并非完全不可撼动。

受孝道约束的记录

多数明朝皇帝的《实录》由其子在位时编纂，最终文本至少需形式上得到新皇帝批准。这意味着，明代推崇的“孝”道——一项至关重要的伦理义务——限制了对已故皇帝的批评，无论其统治能力如何，记录中呈现的往往是一位基本称职、行事有效的君主。明朝并未因父子冲突对历史记录造成过多负面影响，原因在于多数皇帝寿命不长，尚未等到矛盾爆发。目前尚不清楚为何如此多的明朝皇帝英年早逝，这并非像欧洲哈布斯堡王朝那样因近亲通婚导致遗传病泛滥。明朝皇后和妃嫔均来自不同家族，持续为皇室注入新鲜基因。

明代其他文献显示，皇室之外的上层人士饮食优渥、医疗有保障，不少人能活到七八十岁，即便在今天也算高寿。在当时，40岁前去世被视为不幸和悲哀，而许多明朝皇帝正是如此。朱元璋活到近70岁（考虑到他出身贫寒、征战无数，已属不易），永乐帝活到64岁，但在16位明朝皇帝中，只有他们两人活到了60岁。永乐帝之子享年46岁，接下来两位皇帝均在30多岁时驾崩。

少年天子的隐患

皇帝寿命较短，意味着继任者往往年幼登基。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幼主即位并未给明朝带来动荡。尽管名义上所有决策都由“皇帝”做出，但实际权力通常由太后与高级官员共同执掌——比如1435年新帝年仅8岁，1572年新帝刚满9岁时，均是如此。

相比幼主，少年天子才是更具破坏性的因素，明朝或许恰好遭遇了这样的不幸。不过，明代并无“青春期”的概念，人们要么是孩童，要么是成人，而成人的标志是可以成婚（通常为15岁，有时更早）。在1465年至1522年的约半个世纪里，有四位皇帝分别在16岁、17岁、13岁和13岁时登基。试想这些少年手握无限权力，可随意接触女色与酒饮，部分皇帝统治不善也就不足为奇了。

被遮蔽的女性身影

《明实录》及后来的《明史》卷帙浩繁，营造出一种我们知晓一切历史细节的错觉，但实际上其中存在大量遗漏，尤以女性生活的记录缺失最为严重。我们甚至不知道大多数明朝皇后的本名——她们当然有名字，但在明代，女性的个人信息不被外男（如宫廷男性史官）知晓，是身份与体面的象征。

有一个例子能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这种认知缺失：美国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藏有一幅卷轴画，细致描绘了1493年一场由中国本土宗教（如今称为道教）高层主持的仪式。这场仪式旨在赋予张皇后（正德帝生母）召唤并掌控“司命真君”“雷部判官”等一众凶神的法力。这幅《张皇后受箓图》是研究皇室宗教生活及明代女性宗教角色的珍贵资料，但它是孤例。目前没有其他类似文物或文献，能如此深入地展现皇室女性的“私人”宗教生活。

更值得深思的是，明代留存的所有文献中，没有只言片语提及张皇后受箓一事。若这幅卷轴未能侥幸留存，我们不仅无从知晓此事，甚至根本无法想象它曾发生过——这将成为又一个“未知的未知”。还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历史？这提醒着当下的每个人：我们对过去的认知是有限的，历史学家不仅需要严谨治学，更需保持谦逊。

历史的多面叙事

存在认知空白，就会有人试图填补。随着明朝延续，民间作家愈发大胆地撰写皇室故事，就像如今人们热衷于关注王室的生活与婚姻纠纷一样，这些故事在当时也极具吸引力，有时甚至是凭空杜撰。到1736年《明史》成书时，诸多关于皇室私生活的细节，乃至皇帝做过的梦，都已被当作“历史事实”。直到今天，这些“事实”仍为中国人提供着谈资与娱乐。正如许多非专业的英国人都知道亨利八世有六位妻子，不少中国人也知道明朝第五位皇帝先后有两位皇后，还废黜了第一位皇后——这是明朝首例（但并非最后一例）皇室离婚事件。这段颇具戏剧性的故事，正是2019-2020年播出的62集热播剧《大明风华》的核心情节。剧中将被废的胡皇后与继任的孙皇后设定为秘密姐妹，这在学术史学界看来极不合理，却让剧情更具吸引力。

如今，手握“史笔”的专业历史学家已不再是历史叙事的唯一讲述者。这使得我们更有必要公开探讨：我们究竟知道哪些历史，以及我们是如何知晓这些历史的。没有任何史料——无论是文献还是文物——是完全中立的。展览能让我们直观地接触历史，这是文字难以做到的，但展览和博物馆只能展示留存下来的物品，而那些未能留存、却曾大量存在的事物，或许才是历史更重要的一面。

文字资料——尤其是像明代这样留存数量庞大的文献——看似能填补认知空白，但文字也有其沉默与遮蔽之处。古今多数历史书写都带有特定立场。对于当下争议较大的议题，比如大英帝国及其遗产，我们不难判断其背后的立场；但对于更久远、更陌生的历史语境，其立场则难以捉摸。探究这些立场，并非否定“历史真相”的存在，而是要正视历史的现实与复杂性。